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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遵义。
红军司令部驻在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筹备人，事无巨细。“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张闻天、王稼祥也住在这里，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里。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楼里，便于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
对于会议发言顺序，周恩来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发言；毛泽东发言；王稼祥发言；其他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列席。
为什么要开扩大会议呢？毛泽东在20多年后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博古在报告中为失败进行了辩护。博古作完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还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作了自我批评。
“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
周恩来之后，张闻天架起了“当头炮”，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发言时手里拿着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张闻天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把三个人研究了一周的话讲出来，分量很重。
毛泽东的发言也不同寻常，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军事错误的症结所在。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处境狼狈。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他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处境很不利，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7日结束，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老毛行”
遵义会议后，遭到批评的博古与中央军委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语，郁郁寡欢。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决定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央领导人选。
会前，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这番长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博古对彻底打开自己心结的那些话语印象极为深刻，曾对不少人谈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博古向潘汉年详谈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核心的思想过程。后来潘汉年依据自己的记忆，对这番长谈有大略记载。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博古说，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此时的博古，也在不断反思着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倾军事错误。
湘江惨败后，博古就曾经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这一幕恰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赶忙制止博古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博古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
通道会议上，博古在是否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关键问题上，也亮出了转变的“首秀”。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
遵义会议上决定取消“三人团”，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会上，面对众人疾风暴雨般的批评，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断、反驳任何人的发言甚至禁止这些发言，但博古没有这样做，他保障了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认真听取了每一句批评。
遵义会议后，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下子转变过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有不同意见。凯丰曾对博古说：“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对凯丰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
想通了之后，博古将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再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找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国焘领军8万，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们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怎样，可想而知。
面对张国焘、陈昌浩的拉拢，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后来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