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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不是每个村庄都要振兴？
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一些村庄会衰败消失，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我们要客观面对。
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如何科学合理投入资源要素，最大限度避免“打造盆景”的短期行为和“撒胡椒面”的无效投资，就成了一个亟需审视的时代命题。
在广袤的乡野大地上，乡镇如同一个个结点，通过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商品流通把十里八乡的村庄有机地连在一起。推动资源要素向乡镇汇聚，可以更好地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有利于形成带动乡村振兴的龙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统筹衔接。
近年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为破解日渐突出的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等难题，以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将乡镇打造成乡村服务中心、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走出了一条镇强、村兴、民富的好路子。
兴村为何要强镇？
黄海之滨，昆嵛山旁，坐落着因秦始皇东巡“召文人登山”而得名的文登。从乡镇企业发展浪潮中的“胶东一条龙”，到现在的“全国工业百强区”，文登素以工业实力强劲著称。
良好的经济形势，却无法掩盖日趋严峻的“三农”问题：2017年，文登农民老龄化水平超40%，半工半种劳动力占40%，土地撂荒面积达10%，集体经济薄弱村占比近35%……
这已经不是发展“短腿”的问题，而是“断腿”的危机。文登区委、区政府警醒地意识到，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拿出一套“三农”整体解决方案。
“未来农村会是什么样？”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周，文登区委召开的乡村振兴务虚会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农村会变成一个田园综合体，少量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联通十里八乡的乡镇，会变成农业生产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乡村文化旅游等产业链延伸从业人员的聚居地。
这一判断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拥有特色优势资源，一部分村庄最终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小农户的替代。而乡镇以其连城带村的结点地位，最有条件成为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最后堡垒”，承载集聚人口、资源、要素的梯度转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只盯着乡村看，要把乡镇摆在主要支点位置进行统筹安排。”文登区委、区政府认为，如果乡镇是破败的，就无法形成中心引领的集聚效应，乡村振兴可能是零散的，甚至是徒劳的。
然而，如同全国大多数乡镇一样，在历经取消农业税、机构精简、乡财县管等改革后，文登各镇也存在着职能弱化的问题，辐射带动能力不足。
思考深一层，行动先一步。文登将“镇村统筹”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性工程来抓，区财政拿出1亿多元引导资金，撬动各镇完成投入10亿多元，全面提升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增强对产业、人口的承载能力。
按照“以镇聚产、以产兴镇”的思路，文登大力推进镇级工业产业园以及集标准化种植、多元化加工、现代物流交易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功能区建设，打造了“跨贸小镇”“渔港印象小镇”“樱桃谷小镇”“康养文旅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
产业的兴旺，增加了人气。文登进一步着力发展镇区商业街区，建设农村综合商贸服务中心，镇里曾经冷清的街道慢慢热闹起来，商业氛围也越来越浓。
日益振兴的镇域经济，在重塑着文登的城乡关系，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有力抓手。这也使得文登乡村振兴之路，从一开始就带有“强镇引领”的鲜明导向。
服务中心如何打造？
美好的设想，只有落成现实才会产生价值。对于文登来说，解决好“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首要任务。振兴起来的乡镇，怎样才能带动乡村迈好这第一步呢？
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杜绝“堆大户”“造盆景”，探索出更具推广意义的模式，文登这“第一步”迈在了高村镇。
高村镇是一个传统农业大镇，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撂荒问题严重。“外面的人进不来，村里的人搞不动”——土地细碎化，流转难度大，吸引不到社会资本；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老龄化程度高、组织化程度低，也无力推进规模化经营。
村里的困局，在镇里找到了办法。2017年11月，高村镇试点打造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探索一揽子问题解决方案。文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姜宗浩，当时正担任高村镇党委书记，参与了服务中心的模式设计，为记者细数了其中的创新要义：
“地往哪转？”——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负责人，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开展土地流转；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土地集中到服务中心平台上，由中心统一对外“招商”，以村为单位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怎么服务？”——服务经营一体化，是服务中心的“生命力”所在。镇政府将经管、农技、农机等站所集中搬到中心办公，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百样事”；镇政府领办的高田农业公司入驻中心，负责引进优质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提供农资供应、农机植保、烘干仓储等经营服务业务。中心所具备的镇域规模优势则形成了有力的议价权，可实现物资采购、作业服务的“物美价廉”。2018年，仅农资直供就为平台用户节约了116万元。
“地该咋种？”——“招商”而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需与中心对接，就能享受全链条服务，“拎包”即可开展生产经营；对暂时没能“招商”的土地，由中心委托给高田农业公司统一垫资耕作，该公司提取土地净收益的10%作为利润，剩余收益归土地股份合作社。
“钱从何来？”——“招商”出去的土地在进行规模化整理后，会有“两个溢出”：因边沟田埂平整形成的面积溢出，增幅一般在10%-15%，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因土地连方成片耕作条件改善形成的价格溢出，收益由村集体和村民三七分成。其中，涉农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价格溢出部分，则设置为“公益股权”，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人到哪去？”——鼓励村党支部组建劳务合作社，服务中心将脱离耕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技能培训，按建筑服务型、社会服务型等5大类20个小类进行能力标注，实行一般工、熟练工、能手的定级管理，打响了“高田劳务”的劳务中介品牌。
细究这一模式，我们可以发现：服务中心得以运行的逻辑起点是，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能把土地流转起来。可实际上，由于存在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等风险，土地流转推进较慢。
为此，文登区以服务中心平台为主体，与太平财产保险公司签约，创新推出了全国首个“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险”。目前，主要以小麦、玉米、花生为标的物，参照正常年景每亩750元、700元、1250元的目标收入，对于流入中心的土地免费提供保险支持，这样村党支部就能放开手脚大胆干。
“当人站在连方成片的田边时，才更容易理解土地对于乡村的意义。”姜宗浩说，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了“统”的功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找到了激活土地资源的出路。
目前，按服务半径3公里、辐射面积3万-5万亩，文登已建成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12处，助推土地流转达33.8万亩，全面消除了撂荒地和集体经济薄弱村。
经济中心如何运营？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农业要实现从温饱糊口向增收致富的跨越，产业化是唯一出路——通过规模化、组织化“统”起来，由标准化、品牌化“富”起来。
就文登而言，由政府主导的镇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趟出了大田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的新路。而对于附加值较高、小农户依然占主体的特色农业，标准化、品牌化该如何破题呢？
答案也在镇里——打造镇域经济中心，把更多加工交易环节留在镇里，让小农户近距离接触市场，形成清晰的价格导向，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把农民开展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以发挥镇域经济中心交易功能为目标，文登重点打造了张家产镇西洋参、宋村镇蔬菜、葛家镇水果、高村镇粮油四大镇域交易中心，开展大宗农产品营销，以此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
上世纪80年代，张家产镇口子李村村民王继振以“8粒种子”起步，带动乡亲们一起种植西洋参。经过近40年的发展，如今文登西洋参种植面积达到5.5万亩，产量近全国七成，被誉为“中国西洋参之都”。
“过去，由于种植标准不一、加工粗糙，农民种出的西洋参只能当原材料来卖。”文登区西洋参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谷昭俊介绍，丰收时收购商常常会压价，而参农则为追求产量滥用农药化肥，甚至会把不满4年生产周期的西洋参提前出售，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政府组建西洋参协会、制定西洋参种植和加工标准、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的努力下，文登参农种植标准化水平有所提升。而真正调动起参农积极性的是，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的成立。
交易中心大厅如同股票交易所一般，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西洋参长枝、短枝、圆片等现货产品交易信息和行情走势，是全国西洋参市场行情的“风向标”。
优质优价，是交易中心的运营理念。中心对符合药典规范的鲜参给予额外补贴，引导参农自觉按照高标准种植；参农还在中心学会了“分级销售”，将西洋参细分出20多个品类出售，每箱干参纯利润能增加2000多元。
通过向参农参企提供检测、认证、价格、包装、仓储、配送“六统一”服务，张家产镇西洋参交易中心已完成对全区5.5万亩西洋参种植地的辐射带动，基本破解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销售难题。2019年，“文登西洋参”区域公用品牌以116.43亿元位居中国农业品牌价值榜第3位。
“去年以来，中心一直在力推一种介于现货和期货交易的类期货交易。”张家产镇党委书记柯华强说，利用这种新型交易模式杠杆，文登有望掌握国内西洋参市场的定价权，培育出上百亿元的产业“蛋糕”。
在四大镇域交易中心的推动下，文登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修订区域性农业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等地方标准60多个，以“文登精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主线，构建“区域公用品牌+明星个体品牌”的农业品牌体系，推动小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优质优价的利益联结。
随着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又开始成为文登农民增收的发力点。2018年，文登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1733元。
治理中心如何形成？
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政权机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应当居于中心位置。可由于职能弱化、缺少抓手，乡镇实际上处在“悬浮状态”。通过对服务中心、经济中心的打造运营，乡镇的组织动员能力得到质的提升，推进乡村治理有了抓手。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关键问题之一是对乡村干群关系的处理。文登做过一项调查，在农民反映的乡村治理问题中，80%与村干部有关，这些问题中又有80%与农村“三资”管理有关。
虽有农村财务公开、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在执行中还是会存在制度约束性不足、人为干预性强等问题，影响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干群关系难免紧张。
“村里的账，在外人看来也许不大，而对于村民来说，那可是一本大账，关系着公道人心。”大水泊镇党委书记滕新强认为，抓好农村“三资”管理，就能牵住乡村治理的“牛鼻子”。
为解决执行和信任问题，文登探索在镇里打造“村级事务阳光平台”，以“网上公示、全程留痕”的透明方式，实现农村“三资”管理的在线化和精细化，保证村里的每一件事、每一分钱都晒在阳光下，村民拿起手机就能查看监督。
显然，只是信息上了网，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阳光平台”的运行，有着一套基于农村“三资”管理在交易、采购、支付、公示四个关键环节的制度设计：
阳光交易，揭开“窗户纸”——由镇经管站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负责各村资产资源交易工作。村里投资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目标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集体资产等承租、出（转）让事项，都要在中心进行公开招投标，所有交易信息必须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网站实时在线发布。杜绝“暗箱操作”，提高“三资”的利用率。
阳光采购，管好“钱袋子”——由镇政府建立农村商品采购服务平台，经公开招标确定粮肉油蛋、海鲜、五金建材、办公设备4大类24家公司作为供应商，村里的采购清单要通过“四议两公开”和镇里审核后在平台发布，进行线上比价采购。试用1个月无问题后，由镇经管站向供应商付款。村干部不经手现金、不白条入账，还避免了商品采购价高质次的问题。
阳光支付，即时“晒里子”——对笤帚、稿纸等日常小件商品实行线下定点采购，用“村务卡”刷卡付款。“村务卡”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民主理财小组组长的手机绑定，可实时接收支付信息，再小的支出都有迹可查。有村干部感叹，“手上不沾钱，想犯错也难”。
阳光公示，全程“可追溯”——对于交易、采购、支付各环节的应收应付账款、资产资源明细等信息，全部录入数据库在网上实时公开，账目核对全程可溯。为方便不会上网的村民，镇便民服务中心还安装了自助查询机，有专人讲解使用方法。
“以前村里也按月张榜公示，但具体事务做不到笔笔详细，大家看得糊里糊涂，就会感觉有‘猫腻’。”大水泊镇北洼村党支部书记于洪光坦言，“阳光平台”让过去锁在柜子里的会议本、账本上了网，成了人人都能随时查看的明白账。群众心中没疙瘩了，乡村治理就好办多了。
“阳光平台”的实质在于，通过互联网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将制度执行落实落细，落到了农民心里。平台运行之后，文登各镇关于农村“三资”管理的信访案件大幅降低，村“两会”公信力显著提升，也进一步强化了镇党委、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这是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后记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要贯穿国家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到2050年才能完全实现的战略。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以长远眼光做好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从这个维度上看，文登对于以强镇带动乡村振兴的探索是颇有示范价值的。
在服务中心、经济中心和治理中心的协同发力下，文登在镇一级初步构建起“土地托管、农村人才、农机服务、金融保险、品牌农业、农安监管、三资管理、基层党建、庄稼医院、产品交易”的“10+N”职能框架。镇党委、政府与乡村联结越来越紧密，工作越来越务实、越来越主动，乡村振兴工作局面喜人。这给我们带了一些思考和启示：
把握好乡村与乡镇的互促共生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乡镇与乡村“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实际上，权小责大的乡镇已经“失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几近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对于农业农村工作开展难以形成开创性和引领性。因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文登“强镇引领”的理念值得借鉴，找好乡镇的角色定位，强化乡镇的服务职能，把乡镇主动作为的活力激发出来，构建镇强村兴的工作机制。
把握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村集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种好农民最依赖的土地，把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乡村才能葆有活力。改革开放之初，解决温饱问题要靠“分”来调动积极性；如今推动乡村振兴，则要靠“统”来形成规模效益。文登实践的亮眼之处在于，把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集中到镇平台上，形成了镇域规模优势，让经营主体省心享服务，让村集体和小农户放心得实惠。
把握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轮联动”关系。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城乡关系的重塑。新型城镇化优化了“三农”发展的外部环境，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人才、技术和资本支撑等；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三农”内部机体的活力问题，要让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形成合力，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职业化、农村田园化，而非每个村庄都要振兴、返乡农民越多越好。因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文登“镇村统筹”的探索是有借鉴意义的，打造好乡镇这个城乡资源要素交换的关键节点，助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联动”，开辟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