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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办报: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奇迹

阎丽    2020-03-30 12:37:02    学习时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即便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仅晋察冀根据地所办的报刊就有几百种。报纸有《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子弟兵报》、《冀中导报》等,期刊有《晋察冀画报》《战线》《抗战生活》等。这些报刊成为时代号角,凝聚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信心,鼓舞了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
  那么,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这些报刊是怎样出版的呢?我们选取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期刊介绍给大家,以纪念这些以笔代枪、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民族的号筒”:敌后办报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晋察冀日报》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刊,最初为石印,三日刊,社长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1938年4月,《抗敌报》转为晋察冀省委的机关报,邓拓任报社社长,主持报社工作。1938年8月16日,报纸改为铅印,隔日刊。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为日刊。报纸的内容以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社论、诗歌、漫画等为主,并创办了副刊《老百姓》。所刊载的文章大多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与其他报纸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十余年的办报时间里出版2845期,发行量从最初的1500份扩大到几万份,最多时达5.5万份。
  在《晋察冀日报》办刊过程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最有名的是“八匹骡子办报”“七进七出铧子尖”。
  为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报社人员尽量减轻设备的重量以便于转移,比如排字工人把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轻便字架,把笨重的石印机改成用枣木制成的结实轻便的木制机。邓拓还要求编辑和记者写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以减少字盘重量。同时,邓拓还用特制木箱装字盘,装好就能搬走,架起就能捡字。因为报社的全部设备拆装方便,敌人来时,拆完装入箱子搬到骡背上就走。等到了安全环境,立即卸下设备,安装完毕就可以开工。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带走,非常适合当时的游击环境,因此就有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说法,可谓是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铧子尖是平山县滚龙沟南山深谷中的一个小山村,1940年冬到1942年春,晋察冀日报社曾长期在滚龙沟一带驻扎。1941年8月22日,日伪军7万多人“扫荡”晋察冀边区,2000余敌人合围滚龙沟一带。当时,报社为了赶印当天的报纸,行动迟了一步,来不及转移设备,于是,他们把设备埋藏在铧子尖,报社人员则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七进七出铧子尖”,反复七次挖出设备工作,埋好设备转移,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时间里出了23期报纸,对稳定根据地民心军心、鼓舞军民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出版和发行好《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有34位报社工作人员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还有多人在发送报纸途中献出了生命。《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它不但见证和记录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而且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创举和榜样,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誉为“民族的号筒”。
  “活生生的事实”:真实记录敌后恢宏壮阔抗战和热火朝天建设的《晋察冀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7日,共出版13期。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
  说到《晋察冀画报》,不能不提著名摄影家沙飞。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桂林北上,10月份到达晋察冀,经聂荣臻特批成为随军摄影记者,不久便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沙飞拍摄了许多有关八路军抗战的照片。为了让大家了解八路军抗战,1939年春,沙飞等人在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尽管照片不多,也不大,但引起了很大轰动,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参观。那时候老百姓大多不认识字,不能看报纸杂志,但他们能看懂照片,能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
  这次展览还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称赞,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能看懂照片,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展览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聂司令员的鼓励,使沙飞萌生了印制画报的想法。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画报印制的难度远高于报纸。首先需要人才,包括摄影、制版、刻字等人员。其次需要设备,包括相机、铜板、锌板、上等的纸张和油墨,以及各种化学制剂等。这些东西在大城市都是紧缺物资,更别说在被日军严密封锁、条件艰苦的根据地了。因此,沙飞的想法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沙飞的想法得到了晋察冀军区领导,尤其是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军区领导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全力支持创办画报。领导的支持给了沙飞极大的信心,他们从全军区搜罗各种有用的人才和设备,并自己动手制造设备。边区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购买。为了购买和护送这些设备,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有些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军用望远镜。
  经过3年的准备,1942年5月2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任社长,全社共100多人。尽管此时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但画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42年7月创刊。在庆祝大会上,聂司令员对画报社全体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为画报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艰难困苦地抵抗着日本强盗!”
  画报出版后传到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鼓舞,也让日军非常震惊。日军一面加紧封锁印刷制版物资,一面“扫荡”根据地,并把画报社作为重要的袭击目标之一。
  1943年4月19日晚,画报社正在平山县东黄泥一带赶印第三期画报,突然有群众送信说日军正向此地进犯,赶紧转移。于是,大家马上停止工作,拆卸设备,搬运埋藏好,准备转移。此时,日军已将村子三面包围。在突围中,著名摄影记者雷烨不幸遇难。
  虽然日军的“扫荡”、袭击经常发生,但晋察冀画报社却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所印制的画报愈发精美,让看到的人爱不释手,视若珍宝。当时各根据地把“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板”视为我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两大创造和法宝。
  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晋察冀抗战的照片大部分出自《晋察冀画报》,它不但向世界证明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着英勇的抗战,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
  (摘自2015年第24期《共产党员(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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