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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风雨90年

董伟    2020-09-08 10:09:26    《人民周刊》

7月初的一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波正处在高峰期,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很激动,说做了一个梦,把自己哭醒了。

那个梦的情景,是父亲记忆中的苦难经历的开始——

他清晰地记得那是1942年的夏天——他12岁。

父亲叫董永利,1930年阴历六月廿八出生在河北省滦县(现滦州市)一个叫西安河的小村子。他出生的村子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一名党员,也是村党支部书记。当时,虽然抗日根据地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但是,家里仍然很穷,经常揭不开锅。父亲记忆中比较屈辱的事就是经常去邻居或亲戚家借粮食,屡遭白眼。父亲是家里老大,因为没有被子盖,他和他的爷爷住在一起,挤在一个炕上,盖一个半截的被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列入重点进攻对象,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灭绝人性地实施“三光”政策。1942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军的“扫荡”大多是在春季或秋季,夏天的青纱帐长起来了,八路军和武工队、游击队便于隐蔽接敌,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日军一般不敢轻举妄动、出城“扫荡”,村子里也就安静了许多。

在梦中,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偶尔吹过的风都是热烘烘的,父亲的爷爷和父亲躺在炕上,他的爷爷对他说,家里太穷了,养不起他了,加上日军不停地“扫荡”,野蛮地在根据地的村子里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说不定哪次“扫荡”就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他的一个邻居家同岁的小朋友,就是在春季“扫荡”中被鬼子打死的),所以,家里决定把父亲送到“满洲国”的舅舅家去。他的舅舅在“新京”附近的德惠县的县城里做点小生意,每天在街上摆摊,卖点旧衣服和布头什么的,维持生计。

父亲说,爷爷和他天天住在一起,很有感情。那天晚上,爷爷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啊,你这一走就看不见爷爷了。父亲和我说那个梦时,再三重复:我当时太小了,不知道爷爷不停地说“看不见了”是啥意思,我走的第二年,爷爷就去世了,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父亲不停地跟我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把我送出去是什么名义?是过继给人家了,还是暂时逃荒避难,躲一躲日本鬼子的血腥“扫荡”?到90岁了,在生命的尽头,他被这样一个苦难的梦境哭醒了,醒来还要不停地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父母是不是把我送给人家了。

那个梦,就是他12岁独自离开家乡的开始。

在舅舅家6年的时间,父亲的记忆中就是冬天严寒的早晨,天才蒙蒙亮,呼出去的哈气瞬间变成冰碴儿坠落在冰天雪地上,他踩着积雪挎着篮子,去铁路边上捡火车落下的煤块,然后,还要回到家里生炉子,把家里烧暖和了,再等着舅舅一家起床。吃完早饭,还要抱着出摊位的木板去街上先把摊位支起来。在他的记忆中,年复一年,6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丝毫亲情,只有干不完的活儿。

1948年,18岁的父亲跟着部队走了,没有跟他的舅舅打招呼。

可能是战争太残酷了,从战场下来的人都不愿意回忆那血腥的场面。这么多年,只是零星记得父亲在战场上的几个片段:

——在解放北平时,父亲是四野42军的一名战士,在外围作战时,他和班长一直往前冲,突然就没了班长的喊声,回头一看,班长刺刀支着地,站立着就牺牲了,血从脖子往下流。

——部队南下时,最难打的是河南的安阳,国民党军队挖了很多地下工事,地洞互相串联着,敌人在暗处,解放军在明处,眼看着枪响,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但看不到敌人在哪儿。虽然胜利了,但牺牲太大了。

——大别山剿匪,遗憾的是很多战友倒在了开国大典后。

——抗美援朝第一批入朝,记忆最深的一个是冷,一个是武器落后吃的亏。父亲经常提起冬天时过冰河,骡马都冻得受不了,嗷嗷嘶鸣,何况人呢?再有就是大雪封山,敌机来袭,根本没有地方躲藏,全部暴露在雪地上,敌机追着他们扫射,很无奈,很伤心。更过分的一次,遭遇到美军的装甲部队,敌人的装甲车漫山遍野地追着他们射击,因为缺少反坦克武器,只能是到处躲。而最残酷的一次,是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4个师没有打下美军一个团加一个法国营,自己伤亡1.5万人,而美军只损失几百人。这次战斗,他们一个团2000多人,打得只剩下200多人。父亲说,最受不了的是,他们撤出战斗时,根本来不及带上受伤的战友,那一双双绝望的眼神,让他不忍回忆。

毛泽东同志也说道:“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从朝鲜战场回来,父亲发誓要学好文化,要为建设一个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军事院校,他几乎科科都拿优秀,深得苏联军事专家的欣赏。最后,以优秀学员的身份留校任教,还兼任过示范营营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火热的和充满激情的,也是政治风云变幻频繁、经济困难甚至挨饿的日子。父亲政治上进步很快,职务不断升迁,后来听说是校长很欣赏他。

政治运动频繁,使父亲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本领,但是,也险些出现失误。那是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父亲被派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培训三个月,在野外训练时,时不时就可以看见路边饿毙的尸体,父亲心里很难受。可是,有纪律要求,他不能乱说,只能埋在心里。回到锦州步兵学校后,一次给学员讲课,学员们纷纷反映玉米面白菜汤吃不饱,影响学习和训练。父亲为了教育学员,体谅国家的困难,就举例讲了他在石家庄野外训练时的见闻。

这下闯了祸,马上被人上纲上线,不断有人找他谈话,似乎还想深挖出一些东西。但是,父亲坚持说是为了教育学员体谅国家,克服困难。就是到了今天,他还是这样说:我是从教育的角度举例的。

事情终于过去了,父亲只是检讨了事,没有被打成右派。父亲说,如果打成右派,我们一家就完了。我和90岁的父亲说,是不是还是欣赏你的校长保了你?他说也可能,但是他不知道。学校里还是有一名教员被打成右派,关押了很久,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父亲最好的一个老战友、老大哥,是父亲和母亲的介绍人,当时是正团级干部,因为生了5个孩子,家里生活困难,入不敷出,没有办法,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出去打零工,干些给人搬砖的活儿。后来,部队发现了,二话没说,就处理转业了。

“文革”开始时,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一天上午,我们住的家属院突然口号声和敲锣声响起,我当时8岁,就跟着其他的孩子们跑出去看热闹了,结果,看见父亲被人戴上高帽,手里拿个小铜锣,一边敲一边走。我们不懂是怎么回事,就一直跟着走。走到一个广场时,父亲等被押上广场上一个临时舞台。这时,看见一个尉级干部,上去野蛮地撕下父亲的领章和帽徽。父亲没有什么反应,我却气疯了,但幼小无力,只是把仇恨埋在了心里。

中午了,父亲骑着自行车,拎着一条猪肉回家了。母亲哭得眼睛通红,父亲却笑呵呵地说,群众运动,要理解,要理解。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安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多年以后,我博士毕业了,到了一个重要部门工作。我知道撕下父亲领章帽徽的那个人也在本省工作,就问父亲他在哪个县武装部工作,他撕下父亲领章帽徽时那副嘴脸仍在眼前晃动,我想找他谈谈。父亲坚决不告诉我,仍然还像多年前那样说,群众运动,要理解,要理解。

他们这一代人,理解了一辈子,还要我们继续理解。

1967年夏秋之交,部队院校也出现派性斗争,最后演变成武斗。一天,父亲和他的搭档(政委)在大院里散步,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他们俩马上卧倒,观察子弹打来的方向,最后确定是从一个派性组织占据的大楼方向打来的。父亲后来说,打枪的是射击教员,枪法非常准,多亏他走路习惯是左右晃动很大,子弹击发的瞬间他的头晃动了,所以子弹擦着耳边而过。“他们是要我的命的!”父亲说。

形势异常险恶,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父亲和母亲商量,把我送到乡下去避难,弟弟和妹妹年纪小,留在他们身边。

那一年,我8岁。记得一个秋日的阳光很晃眼的中午,在锦州的城乡接合处,父亲和母亲家的一个远亲见面了,把我交给了那位亲戚。我坐上马车,和父亲告别,年纪小,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马车慢慢悠悠地走了几个小时,还路过一个叫帽儿山的地方,那位亲戚说,那是林彪指挥打锦州时的指挥所。最后,在一个叫鸽子洞的小山村停下了。

一个8岁的孩子,毫无压力地和村里的孩子们玩了起来,每天都爬山,采野花,摘野枣,尤其是酸酸的酸枣,现在仍清晰记得酸得咧嘴的感觉。

一个多月的时间,武斗结束了,父亲把我接回锦州时,我傻傻地说了句大实话:“我都忘了大米饭是什么味道了。”在村子里,吃了一个月的高粱米。

现在想想,父亲听到我这句话,一定心里是酸酸的。

后来,锦州步兵学校解散了,所有干部都被派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当时划给了东三省)支“左”,父亲在海拉尔市,主要是纠正当地疯狂的武斗和不可调节的派性斗争。

支“左”结束,父亲分配到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我们家也从锦州搬到哈尔滨。两年后,父亲到新成立的大兴安岭军分区工作,家里又随他到了冰天雪地的加格达奇。我当兵后,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父亲又被派到黑河军分区。这个时期,印象最深的一个名词是:“前指”(前线指挥所简称),一年四季,记得父亲经常去“前指”值班,是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战略,师级干部50岁以上基本一刀切,全部离休,可以留下一两位做顾问。组织和他谈话希望他留下来做顾问,他拒绝了,选择回到哈尔滨的省军区干休所颐养天年。

一个正常的出早操的时间,父亲带着警卫员,拿着几件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办公大楼,他就想默默地离开。不巧,遇上了出操跑步的机关干部战士,看见父亲,队伍停了下来,领队首长一声口令,大家列队敬礼,父亲也立正还礼。

一辈子戎马生涯,本想静悄悄地离开,最后还是以军人的姿势和部下告别,这就是命。

父亲静静地离开了老部队。当时,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正在读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中文的激情开始迸发,联想父亲相对自己而言苦难又辉煌的一生,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被党培养成为一名军事院校的系主任和边防部队的主官,又被“一刀切”离休回家,于是,用了一个晚上,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把我知道和理解的父亲,以及对国家和军队形势发展的判断,还有对父亲组织上没有说出来的评价,以一个中文系学生儿子的角度,作了一个全面评述。父子见面时,聊起这封信,感觉他还是很高兴、很满意甚至有些激动的。

可能是一辈子过得太苦了,离休后的父亲似乎很快乐,一点感觉不到失去权力的失落。而且,离开部队后,30多年了,再也没有踏进过老部队的大院,他说,不想给人找麻烦。

每天,父亲都是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后,就去附近的早市买菜,上午再去商店买些肉类的食物。然后就是看报纸,一直到90岁,每天必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前进报》《老年报》《哈尔滨日报》等,后来又加了《环球时报》《健康时报》《生命时报》等,看到喜欢的文章,就剪裁下来。他剪裁最多的文章是《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再有就是养生方面的文章。曾经,我和父亲商量,想把他整理的养生资料出本书,他拒绝了,说自己看看就行了,不系统。

他坚持锻炼的毅力令人佩服。一是每天长达10多公里的慢走,风雨无阻。在80多岁后,慢走的距离才逐步减下来。我每次从北京回去看他,都要陪他散步,在他80岁的时候都走不过他。二是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发明了一套适合自己的体操,如踢腿、拍背、拍胸、搓脚、揉脚心、梳头、干手洗脸等,每天坚持,从不间断,30多年如一日。三是他经常锻炼他的手劲,主要是握力和臂力,七八十岁时,在早市上,还经常和卖菜的小伙子比比手劲,那些年轻人被他钳子一样的手握得龇牙咧嘴,他会骄傲地笑出声,回家还会跟我们炫耀一下。这个本事在他老了以后,腿脚愈来愈不好的时候,还真起作用,每次上楼梯,腿的力量不行,他会用手握住楼梯扶手,使劲拉动自己的身体,助力上楼。他还坚持吃药,绝对遵从医嘱。可能就是这些好习惯,让40多岁就患有严重冠心病的父亲,坚持活到了90岁。父亲这个干休所,1983年建成时,一共有军师级离休干部136人,到2020年8月时,只健在6位了,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和父亲说:你够本了,活到了个位数,再争取进入前三名。他听了每次都能笑出声来。

父亲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老头。他一直使用电脑上网,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也是他每天的乐趣。即使在他80岁以后,每次聊起先进性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不忘初心教育、反腐败斗争、“一带一路”等新名词、新事物,他都会一套一套的。我对他说:你一点不逊色于在职领导干部。

父亲也经常发挥余热。在他70岁的时候,做了一届干休所管委会主任,他和干休所领导们锐意进取,把已经陈旧的二三层小楼,运用市场手段推倒重建,建成的带电梯的洋房极大地改善了老干部的居住条件。为此,他成了老干部典型,到处去介绍经验,被军区表彰。可能是他读报和上网的原因,他对时政新闻非常熟悉,对一些新词的使用信手拈来。所以,一有什么重大事件或纪念日,电视台需要采访老干部群众时,父亲就会被干休所推出去出镜,有那么几年,感觉都快成明星老干部了。

我的职业生涯中,前期非常顺利,博士毕业5年半就提拔为副局级干部,后来慢了下来。父亲经常做我的工作,说你的职位已经可以了,好好工作,身体健康就好。他甚至警告我,在职务升迁中,一定记住两条:一是不能送钱;二是不能降低人格。如果组织信任,给你岗位了就一定好好干。不给,这个位置也够了,干好就是了。这两条,我经常讲给好朋友听,他们都认为我有一个正直的好父亲。

父亲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可能是他那代人的苦难太多了,从饥饿、战争到各种运动,平静生活的时候很少,所以,离休后,他尽情享受家庭生活,为孩子买菜做饭,尝试各种他见过的菜品,新式的和创新的菜没记得,最后只记得父亲做的河北老家的扣肉,我们叫它“董家扣肉”,饕餮的样子现在还余香满口。

他嘴壮吃饭香,母亲总说他大嘴吧嗒吧嗒地吃,吃嘛嘛香。做饭和吃饭,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享受生活。

改革开放40余年的多数时间,父亲没有从工作角度参与其中,但是,他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享受现在的好日子。父亲一直是带病生存,他总是一边痛苦地每天吃大量的药,一边对每餐饭都大快朵颐。而且,80岁以后,经常发表人生感言,并且不断有新的认识。从他的这一举动,我经常和朋友们感慨:人啊,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人生的认识也是在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不要说自己看清了、看明白了,差远了!

父亲在86岁、87岁那两年,一次严重的血栓和一次小脑出血,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只能在保姆的搀扶下靠助步器走几步路了。一个要强一辈子的“真男人”(保姆语),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仍然像以往那样,坚持吃药,坚持锻炼,吃嘛嘛香。

我爱人特别喜欢和父亲探讨人生,总想问出一个耄耋老人的人生态度。看他吃饭那么香,用助步器顽强地锻炼走路,不用保姆提醒自己主动吃药,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父亲说:现在的生活多好啊,好好活着!

真的,对父亲来说,晚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对中国来说,也是发展最快和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接近的日子。

刚刚给父亲过完90岁生日,希望父亲好好享受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人民周刊》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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