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法可依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描绘出我国乡村未来的美景。

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从产业振兴到人才振兴，从文化振兴到生态振兴，从组织振兴到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我国乡村振兴领域出台的首部具有统领性地位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乡村振兴促进法将保障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方面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施行，标志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的法律、全民的意志、发展的主线，成为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业。”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说。

以产权制度改革破题，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能量之源、富民之基都在于产业发展，集体所有制，是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石。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增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活力，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

农村集体产权，涉及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等方方面面的权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中之重，就在于盘点清楚集体拥有的资产，量化给每一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制定出好的管理办法，使这些资产发挥出功能，让老百姓得利。”张红宇表示。

“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加快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关键点之一。

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张红宇说：“乡村振兴促进法用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条文虽然涉及农村集体产权，但是要想对包括产权在内的集体经济制度做出详细规定，还有必要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框架、成员身份、财产界定、登记制度、管理制度、所有权关系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才更有利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魏后凯强调。

以完善的产权制度为前提，推进乡村产业的兴旺，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对我国乡村未来产业发展图景的描绘。张红宇认为，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未来我国乡村的新产业、新业态将不断涌现。

多渠道引进人才，培养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无论本土人才还是返乡人员、无论农村实用人才还是普通高校毕业生，都被纳入乡村人才建设的队伍中。

农业是乡村的主导产业，支撑乡村振兴的“生力军”，首先应当是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张红宇说：“我国的农业从业者正在不断减少，但是留在农村的许多人是真正具有人力资本、年富力强的种田能手、养殖能手等。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这种新型农民应当是具备爱农情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社会责任4种品质的职业化农民。”

具备较高知识与技能水平的返乡人才，多数在城市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培训。魏后凯认为，城市人才下乡应当是多层次的，政府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鼓励扶持。“从中央到地方开展的人才交流，要求员工必须到农村服务一定的年限，国外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此外，城市企业投资农村项目时，下乡资本是资金、人才、品牌、技术等的综合体，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都会进入乡村，自然就伴随着人才下乡。”

自发自愿回归农村的“乡贤”，是乡村人才建设中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城市退休以后，或许会愿意回归乡村。”魏后凯说。

在张红宇看来，伴随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对人才的需求也正在发生变化。“下乡调研时，听到许多老百姓反映，想要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聘请职业经理人，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除园艺、畜牧、植物保护等领域人才外，从事旅游、数字经济等行业的人才都可以引入乡村。此外，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等，也是当前乡村短缺的人才。要针对乡村的人才稀缺，引进稀缺的人才。”

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从传统乡土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正在变革着我国许多乡村的文化面貌。乡村振兴促进法对未来我国乡村文化场景的勾勒，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继续推进移风易俗，是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我国的乡村将如何在保留乡土记忆的同时，走向发达的现代文明？

张红宇说，我国是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国家，这种农耕文明至今不曾中断过。“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我国的传统节日，都与农业文化紧密相连。如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国家节假日，乡村振兴促进法又首次以法律形式将每年农历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就是传承。”

在传承中，走向新生。魏后凯认为，未来我国乡村应当倡导具有乡土特色的现代文明。“乡村文化也需要现代化，这种现代文明是具有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

在魏后凯看来，观察我国乡村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应当厘清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未来都将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文化则不同，乡村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优秀的要发扬光大，不好的则要抛弃。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挖掘、保护传统村落、乡村风貌等遗产，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也要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

张红宇强调，乡村文化应当在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实现提升和发展。“现在，手机已经成了我国农民几乎人人都有的工具，许多村庄都会举办农民摄影大赛。在很多短视频中，农民也正在扮演主角。通过新的表现形传承我国固有的乡土文化，也是未来我国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应当致力的方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保护乡村生态系统，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乡村生态环境，包括田、林、湖、草、沙等在内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在内的人居环境。对于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张红宇认为，保持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应当实现山、水、田、林、湖、草、沙的全国统筹。“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牧则牧，宜耕则一定要耕。”

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影响乡村生态环境，而且影响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对我国各级政府提出的要求。“这就需要在农业内部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控制水资源在农业中的浪费性使用，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精准使用，农膜、秸秆、粪便通过加工成纸张、肥料等方式资源化利用。”张红宇说。

“农业部2015年出台《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以来，我国化肥、农药的使用总量已经在减少。”魏后凯建议，制定强制性标准、出台禁止性规定，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上升到法律高度。

“未来，化肥、农药要继续‍‍减量使用，关键还在于实现‘双减‍‍双控’：减少‍‍总量和强度，控制‍‍‍‍总量和‍‍强度。此外，‍‍其他化学投入品也要减量，可以分阶段、‍‍分品种、‍‍分地区‍‍推进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减量。”魏后凯说。

将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引入乡村，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我国未来的方向，也是能源转型升级的重点。”魏后凯表示。

在魏后凯看来，根据不同村庄的特色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以更充分地挖掘乡村地区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潜力。“南方地区可以利用太阳能，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可以开发地热能，边远地区可以利用风能，政策上可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推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在乡村使用的稳步提高，也可以为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出应有的贡献。”

加强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

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明确要求。

“村民自治是我国独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自治的前提是法治，自治的传承是德治。”张红宇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有法依法、无法依规、无规依民”原则，完全可以用于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中。

张红宇认为，在乡村实现德治，要求村庄中有能人、贤人和带头人。“每种人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带头人知道怎样带领村庄发展，坚持政治正确；能人了解什么是市场化，可以根据村庄的情况帮助村民增收；贤人清楚怎样解决邻里纠纷，可以让村民和睦。这是一个自治的过程，也是一个德治的过程。”

“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中，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在魏后凯看来，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如果这个格局能够形成，实际上就发挥了公众参与的作用。”

对于农业农村工作干部队伍建设，魏后凯认为，应当多途径、多形式、多元化，来源不能单一，发展不能单向。“选拔、下派、培训等都是建设农业农村工作干部队伍的方式。未来，农业农村工作干部的培养应当建立一种能上能下的双向制度安排，使优秀的村长、乡长等有机会进入更高层级。此外，要培养一批能够长期扎根农村的干部。如果镇村干部原本就是农民，扎根农村的概率会更大。”

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在城乡融合大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这种融合是一种全面的融合，包括城乡产业的融合、要素的融合、居民的融合、社会的融合、生态的融合等方方面面。乡村振兴是在城乡融合的大框架下全面推进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魏后凯说。

在魏后凯看来，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功能定位的差异化和合理分工基础上的协同发展，因此，乡村的产业发展一定要符合村庄的功能定位。“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线是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在此基础上，要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进农业的纵向融合和一体化，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三链互动；要推动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产业链的横向融合和一体化，但是这种产业融合应当与农业相关。”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因此要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我国已经有一部分地区实现了城乡低保的接轨，但是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应当成为未来工作的重心。”魏后凯说。

在张红宇看来，城乡融合发展最关键的是实现要素流动的平等和畅通无阻。“以前，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经过征地才能变为国有建设用地，现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就是要素平等。此外，在规划上要城乡同步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都要城乡统筹考虑。最重要的是通过城乡融合增加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

完善评价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推进程度如何，应当怎样评价？未来，从国务院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都将致力于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乡村振兴促进法同时要求，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目前，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已经开始制定推进乡村振兴相关的全面或专项细目。”张红宇认为，在全国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在乡村振兴的要求下，应当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在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在改革方面勇于突破，其中，东部地区要率先突破。

在魏后凯看来，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途径。“每个地方、每个单位可以先进行自评估，各级政府可以自行制定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下辖的每个行政单元进行评估；也可以采取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使用的办法，采用更加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估。”

当前，我国许多省份都在制定省级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条款将更加细化、更加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未来，在国家层面也将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行政性‍‍规章制度。逐步完善乡村振兴法律政策体系，才能保障乡村振兴促进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魏后凯说。

“作为一部统领性法律，乡村振兴促进法将过去这些年来我国在‘三农’领域的大政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魏后凯表示，这部法律的通过实施，有助于我国建立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将使我国的乡村振兴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轨道。

（《人民周刊》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