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和解

几乎很少在人前谈起父亲。不谈的原因，一是因为父亲很早过世，貌似对我求学工作婚姻没产生什么影响；二则，父亲一生都在生活的困顿中挣扎，好像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情。前几日，母亲回老家，说是准备父亲的20周年祭日，我这才惊觉，他已经离开我们这么久了。

父亲是大家庭中的长子。虽然农村条件有限，但他却倍受宠爱，很早便入学读书，直至参军、复员。求学和参军的经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但也升腾出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不再安心务农，又找不到好的出路，地里的农活一塌糊涂，经常是母亲拖着我们姐弟，干些本是男人们才干的农事。而他自己，则整日整夜地守着他那辆永远也修不好的二手解放卡车。我稍大以后，非常愤怒和怨恨他这种麻木和不负责任，总是免不了抱怨，而母亲总是用一句“不管他”遮掩过去，言语中多少无可奈何，又多少心酸苦楚。

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吵架冷战是家常便饭，我每次从寄宿的学校回到家，都要硬着头皮听他们对对方的各种指责和不满。终于有一天，我远赴外地读书，耳根清净之余，也担心没有我这个传声筒，他们又要平添多少无谓的战争。

农村的冬天，漫长又无聊，不像现在可以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买卖，大家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但父亲从不参与，也严禁我们围观。他喜欢摆弄简单的乐器，热爱唱歌，略懂戏曲。我记忆中的第一件礼物，是个画着长颈鹿的粉色挎包，里面装了一支上海产国光口琴。多年以后，我听到口琴版的《千与千寻》主题曲，瞬间便被那旋律抓住，做了很长时间的手机铃声。他也吹笛子，虽然经常买不到笛膜，用大葱的内膜或者我打草稿的黄连纸勉强糊住，吹得呜呜咽咽、荒腔走板。如今，我帮孩子们选择课外兴趣班，总会下意识地往古筝、二胡、琵琶上引导。现在想来，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而不自知吧。

父亲对写字要求很高。我最早被要求参加的兴趣小组就是书法小组。那时候练庞中华，厚厚的一大本，冗长繁复，最是令人头疼反感。虽然勒令我必须好好写，但他从未亲自上手指导过我。唯一教过我的一个字是“来”，为这个“来”字的笔顺错误，我被罚站在冬夜的八仙桌前写了一百遍。现在每次看到孩子们倒插笔，我便愤怒得不行，这可能也是遗传吧。

父亲喜欢看书，长期坚持记笔记，这种习惯在当时的农村简直不能想象。几经建房、搬家，原来老家的旧物什早就不知所踪了，唯独父亲的几本书和笔记被我保留了下来，就那样随手搁在书架上。我从没动过翻看的念头，也没想过要一探笔记里的究竟。就像是一个没有确切时间的约定，我知道，肯定不是现在，但肯定是将来的某一天，我会把它们翻出来，晒一晒，细细地摩挲品读。那里面，可能藏有我想探究、但又怕年轻的自己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哲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用在父亲身上略显夸大。他教会我的，是在最困顿的生活中远离低级趣味，始终保持一颗向上的心，哪怕一生都没有翻盘的机会，也绝不妥协退让。年少时，只看到父亲的平庸和失败，心疼母亲的辛劳和付出，总是习惯性地站在对立面指责他的种种，怨怼大过敬畏，疏离多于亲密，总想着要逃离他，要超越他，内心始终别扭着。如今，我已为人父母，也已年近不惑，终究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学会了慢慢与生活、与自己和解。

我想，也是时候与父亲和解了。（连云港市烟草专卖局 马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