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派摩崖体的九大刻石
最能说明气格增峻的摩崖体，是山东和河北两省的九大摩崖刻石，现分列于后。
1.铁山摩崖
这一大坪摩崖，刻于山东邹县西北不远的铁山之阳，或称为小铁山刻石，是由清黄易访得，记录于《山东金石志》一书。这是摩崖经体最典型的代表作品。刻石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经文，二是石颂，三是题名。写法采用八分加篆意，隶书又杂行草，而以隶书为主，用笔方圆兼施，而以圆为主，面积共有1037平方公尺，可谓刻石的巨观。其时代是据《石颂》第四行“皇周大象元年岁大渊八月庚申朔十七日丙子瑕丘东南之阳”。考大象元年为己亥，《尔雅》“大岁在亥为大渊献，系用儒家典故，瑕丘，即今兖州之古称”，春秋时为鲁负瑕邑，汉置瑕丘县，刘义隆治瑕丘，魏因之。
摩崖文字中还记有造经主姓名为匡哲，书写人明确记录着“有大沙门安法师者写大集经九百四十字”。又在《石颂》刻字下另有一处题名，第二行记录着“东岭安道壹署经”字样，从此揭开了历史上隐讳不显的经派大书家安道壹来，补足了石经书家名讳之缺轶。僧人写佛经，正是自家人办了自家事。《匡哲刻经颂》约三十行，每行五十余字。
黄易访得此刻后，在清嘉庆丙辰（1796年）夏天，把新拓《匡哲刻经颂》的全本，带给毕秋帆和阮元。此种新体态的书法，阮元也只笼统地视为碑版中的一种，并未引起这些碑派大学者的足够重视。
2.葛山摩崖
葛山刻石在邹县城东的葛炉山上，形制与书体都与铁山摩崖相似，但规模略小于铁山，东西长约17米，南北长8米，字数也少于铁山石刻，只刻经文，每行三十多字，共八行计二百余字，字迹大部分完好，可称为小铁山石刻摩崖的姐妹篇。刻石时间为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比铁山书略显瘦硬寒峻，其中字“明与未明”廓线刻成后，中心未及剜挖。
3.岗山摩崖
邹县城北的岗山摩崖与其他摩崖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摩崖皆为石坡斜坪上雕刻，独岗山是散刻于山峦间的磐石之上，邻近小铁山，除了俗称为鸡咀石的一块，刻有完整的一篇《佛说观无量寿经》之外，其他石块上只刻写佛家梵语偈言数句，因泰山与岗山，均属花岗岩层，所以至今保存完好。过去考察此山近三十块有刻字者，后来细数只存二十六块，有的寻查不见。其中第二十一石，在卧石下刻一“流”字，也有刻二字的如“彻明”，“现皆是古昔诸圣贤”，刻有阴格，“比丘惠辉”题名记载举行法会的年代是大象二年七月三日。岗山书体奇谲变化，无字不奇，与小铁山迥异。除了《佛说观无量寿经》一篇，疑为安道壹所作之外，恐大部分是当地的书僧信士们多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笔势各异，以奇特多变的杂体书写，像《会大象二年》题字，与焦山《瘗鹤铭》有很多脉通之处，可见这是六朝时流行到南方的一种摩崖体，这种楷体已排除了隶意，书风浑穆苍古，北碑中绝无这种体例。
4.尖山石刻
尖山摩崖在邹县城东北尖山上，现已损毁，刻有《文殊般若经》《大宫王佛》，皆用经派之摩崖体，大型榜书，极有气度。刻经的题名为佛主僧凤口，下落十一字，刻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清代叶昌炽所著《语石》记为武平中（570—576年），书风遒丽，较葛山略趋腴硕。以上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合称“四山摩崖”，是经体摩崖的代表作。此外在山东峄山的妖精洞、光风雾月的刻字下面，也有北齐人的石刻字各一片。
5.泰山经石峪摩崖
经石峪大字金刚经，刻在泰山斗母宫龙泉峰的山洞中，环峪山势嶙峋，在峭壁四围中，有一片约六千米的大石坪，就着这一石坪，勒镌著《金刚经》的全部经文。字大方一尺，或亦有方一尺五寸的，参差错综，篆隶杂沓，狮蹲鹰视，字态雄奇，风骨劲朗，融铸写经。此类书体长期为闲云野雾所封，后经热心碑学的包世臣、康有为极力鼓吹，逐渐为世人所重视。康有为评之为“导源钟卫”；清末民初爱好经学派书法的如曾熙称赞“此经纯守隶法，故质朴而平厚，渊懿类郙阁颂而广舒有度，动荡师夏承而操纵独密”。郑孝胥誉为“天开地辟，发人神智”；李瑞清评说：“其源出《虢季子白盘》转使顿挫，则夏承之遗，与《匡哲刻经颂》《般若文殊无量义经》《唐邕写经》为一体。”看来只有李瑞清味透了石刻的脉络，即属于山东的摩崖体，但他尚未能总结出经派已构成一独立之书法大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洗刷剔理，查出一千零六十七字，以前最多的拓出一千二百多字。因保护不周，土沃尘封，泉水激荡，清包世臣只见到二百多字，已惊叹为经体摩崖的洋洋巨观。遗憾的是，这一片石经摩崖没有记下年代及书者姓名，遂使后人聚讼难定。具体说来，有清代阮元定为北齐间人（550—559年）所书者《山左金石记》；有清魏源认为皆北齐僧安道壹所书者，与魏源持论相同的还有李佐贡，认为经石峪大字与铁山安道壹所书相同；有认为与唐邕题名相似而认为唐邕所书者；也有认为与徂徕山刻石相似而认为是王子椿书者；李瑞清则认为“此北齐经生书也”。看来仓促地定为某人所书还找不到充实的论据，不过从此也可看出，这是广泛流行于山东的北齐写经摩崖体，是在山东、河北地带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书风。这种书风绝不依傍于当时盛行的北魏书体，甚至与相距很近的郑道昭云峰刻石也有很大区别，这是属于写经一路，流行于僧家一流的范围，所以可以定为北齐人书，也可以定为北周时的书僧所书，因为大象是北周静帝于文阐的年号，只勉强支撑了二年就被隋文帝杨坚取而代之，上距北齐幼主高恒的灭亡很近。这个时代称北齐可，称北周也可，说北魏也可勉强，所以魏源《岱山经石峪歌》“石裂天般若经，气敌岱岳势增峻……岗山邹邑题名曾，皆出北齐大书僧”。李瑞清、郭沫若也认为是北齐人书，郭沫若还作诗说：“经字大于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其年代的关系似乎不大了，而书写者尚难于确证其为谁所书。
6.山东徂徕山摩崖
在相对着泰山与汶河一水相隔的徂徕山上，也有一片属于经派书系的《文殊般若经》刻石经文刻于薤山映佛岩上。崖刻三段，上中段为刻经的年月，下段《文殊般若经》十四行，每行七字，共九十八字，书写年代为北齐武平元年，署款为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这就肯定了作者为当时佛教信士王子椿所造（或即王氏所书）。武平，北齐后主高纬年号，武平元年为公元570年，石刻写法纵逸，凡右悬针的佛字都把针脚伸长，吸取汉简的写法。
另有佛号摩崖，刻镌隶书六行，为齐武平元年胡宾造，又佛号摩崖七片。1.隶书一行十一字，末署“子椿”二字；2.隶书“大空王佛”四个大字；3.普德武平元年，四行十五字；4.弥勒佛三佛名三行十ー字；5.中正胡宾武平元年，二行共八字；6.《大般若经》十三行，共八十二字；7.《般若经》一行七字。
总合徂徕山刻石前二种《大般若经》及《佛号摩崖》，加上后七种佛号摩崖，组成徂徕山摩崖石刻之全部。最近考查只存山下《大般若经》和山上的《文殊般若经》，其他均已损坏，《大般若经》的字也大部分风化。
《徂徕山摩崖》也可称作是一片摩崖组刻，由于分刻佛号，最末之字常常拉长一笔，在众多摩崖中，最近于马王堆的物品纪录简。杨守敬《平碑记》赞为“笔致翩翩，似真似隶”，四个佛家称号，有别于小铁山安氏书体，也有别于岗山杂体的摩崖新体。
7.汶上水牛山石经
摩崖为汶上县刻石的总称，这里佛经刻石题名多种，其中最有名的为《文殊般若经》（现存汶上关帝庙）刻石形式，额部左右刻《文殊般若》四个大字，中间刻有佛龛，经文楷隶相参，以楷为主。书共十行，每行三十字，末有题名五人，其中羊氏四人、束氏一人。清包世臣定为晋人所书，清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定为北齐末期人所书，杨守敬与梁启超也认为是北齐人书，因其与山东省的岗山写经体相近，只有清代赵之谦认为是隋刻（见《文殊般若书签》），罗振玉附会此说。因石经未书姓名，我在考查此碑时，发现碑额上的“文殊般若”四字的捺法，捺脚上都有一至三个齿窝，这种波势，只出现在岗山摩崖石刻上，像岗山石刻的“神通之迅游”“大僧及大菩萨”，全是这种写法，所以包慎伯赞为没有一笔使用王羲之的写法，可见与帖与碑都是绝对对立的一路。有趣的是这种捺法，很有可能流传过，而被唐代颜真卿所吸取，因为颜字的捺与钩均有凹窝，而文殊般若碑文中的“学”“行”，岗山刻石的“明”“彻”，钩皆有凹窝。这是与《匡哲刻经颂》并行的一种写经体，应该都是属于北齐时代的书法。
这种摩崖体，最受黄山谷的称赞，他说：“大字无过于般若经，小字无过于佛违教经。”可能当时黄山谷还没有眼福看到岗山和葛山的摩崖体，如果是看到的话，他会认为葛山摩崖才是无有过之的大字榜书。
另有刻于水牛山垂直石壁上的一片《舍利佛经摩崖》六行，每行九字，末行七字，虽同在汶上县，从“无”“为”等多字与《文殊般若》相对照，写法均有不同，所以又是一家书手，文殊横用楷法，舍利刻石全用隶势，且气势凌励处也在文殊之上。
8.响堂山摩崖
石经刻于河北省磁县与武安县交界处的鼓山（又名响堂山）崖壁上。这是山东省以外比较罕见的石经摩崖。北魏时期起，这里一直是佛教的盛行区。在南洞背面崖壁上，刻有《维摩诘所说经》，书用细瘦的隶体，前壁左右刻有《无量义经》，和《般若经》全用石经摩崖体，楷多隶少，字形比其他地区略小，完全是从西晋《道行般若经》的经生体脱化而出，较南洞《维摩诘所说经》更具特色，时间应为北齐天统以后所刻，其书体与山东铁山摩崖体不同。与北齐李清言《报德摩崖》虽同属于北齐时期摩崖，但一属经体，一属北碑体，二者尤有不同。
9.唐邕石经刻石
北齐时代，在河北省磁县响堂寺南堂外右边摩崖，为北齐武平三年（572年）书，可能是唐邕书写。他当时是太原晋阳出身的大官，任职齐晋昌郡开国公。他于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写成《维摩诘经》等经四部，投巨资刻经三万二千余卷，经成后刻石纪念这一佛事。杨守敬认为，书风与水牛山属同一类型。此刻用碑石形式，共计二十行，每行三十四字。
在北魏时期，佛教鼎盛，帝王崇佛多在云冈、龙门雕凿佛像。龙门石窟内的造像题记，都是北魏方笔悍劲之书体。但是北齐时代此风大变，在山东与河北的磁县和武安县，纪念佛事除雕佛像外，增多了摩崖刻经形式，而在书体上也使用了西晋元康间的经生体。很多评论者认为唐邕刻经圆腴遒厚，书法丰美，已开唐代隶书的先路，可惜因周武帝灭佛教，而使许多刻经废毁了。
以上是山东、河北省的九大摩崖体书，似乎其他地区很少这类刻石的发现。镇江焦山《瘗鹤铭》刻石，有定为晋人，有定为南朝梁，有定为唐的，从气味看比较高古，很有可能为六朝时衍生的摩崖行书体，其结构方法与方圆运转也极同于岗山摩崖，似应属于经派书系之范围。其他零星所见者，尚有北齐《大乘妙偈碑》、徐州云龙山东麓大磐石上，刻“阿弥陀佛”四大字，传为北魏拓跋焘（太武帝）书（见《铜山县志》），书风极为怪玮，山西太原有北魏石柱镌佛经。
最晚期的石经为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刻石，最早为隋、唐时代，最晚为金、元时代，保存石经的数量最多，共有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块。部分石经如《金刚波罗密经卷》，尚保存六朝经生体的遗意，但是大部分因受隋、唐楷书大家的影响，已不再保持独立的经生书体，这时已是经派书系的衰落期了。但因石经于名山，又埋于地下，一部分在山顶的九个洞窟内，洞内存有刻石四千一百九十六块，如此洋洋大观的刻石，实属全国之冠。有的石板如编号第四十八石，还记有书经人孟士端。山上刻经时间较早，多为隋、唐所刻，山下多为辽、金、元时代，而辽、金时代的刻经，又有些宋、元楷书的格式。
经学系书之传派
碑、帖之发展，各有其契机，如江河之有源泉，花木之有由蘖，帖学与碑学，是前人对书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惟经学书系为书史所疏漏，而早期帖学出于贵族，碑学多是乡土书家，经派出于书僧、信士，启端已明，三派的书手迥然不同，壁垒争盟，在书史上并驾齐驱。而三派又都是流传有绪。瓣香师承代有其人，尤为佛门书僧、信士所喜爱。
我国历代书家擅长小楷者，都喜爱写经，但到元代赵孟頫的写经，已失去经生体的写法，走向帖学一路。唐代笃信佛教的王维，但未见其书，而在中国留学过的空海，主要是“二王”书风。但有一部分受到经派摩崖的影响，他所写的《益田池碑铭》各体杂糅，立意旷放，行笔有似岗山《曜金山千日照炎如百》《诸仙贤圣》等石刻。唐代最有代表性的，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钟绍京所写的《灵飞经》，参用少许六朝经生笔体、点拂顿挫，尚可为经体书家。元代赵孟頫所写的《灵宝经》，只在姿媚圆活。宋代有两位经派书的大家，即黄山谷与张即之。黄山谷一般视为帖派，是从他所写的草书看，雅有“二王”法度，但从他的书法主张和行书结字中不难看出，他从信仰到书风，实应是皈依经派的大家。他一方面推重“大字无过于般若经”，这是石经体，一方面他又赞扬“《瘗鹤铭》大字之祖也”。对照黄山谷的书法，体势与笔法开张，善于淹贯摩崖之气势，力排甜俗奴书之病。日本和尚荣西来华习禅学，兼学黄山谷的书法。宋代的张即之，书法多变当时之体，并且也有很多写经。他的结构不拘泥，有解散帖体、自为布陈的新意，对于日本的影响很大，而这种非正体的行书，是继黄山谷后的又一经书风的探索。此外还有留学中国的荣西和逃亡日本的书僧一山一宁，在这些经派书家的影响下，才产生了日本的“墨迹派”一直支配到现代日本的书法。元代于赵孟頫之外，能够自拔于时习的，只有倪云林一人，而倪云林主要是使用晋魏经生体。又因他性情恬淡，他的经体又变得冷隽绝俗，轶越凡流之外。明代能祖述黄山谷这一经派书风的，只有沈石田，其画人称“粗沈”。他的书法也是由黄山谷笔中化出，粗头乱服，很少美饰，但其伟岸处逊于黄书一筹，因为沈石田主要寝馈于山水画，对经派书观览不多。清代郑板桥学书不主一家，但隐约露出黄书痕迹，其杂糅真、草、篆、隶，在郑板桥未必自觉，但他在山东任县官多年，云峰及山东书僧石刻，不可能未入其目，他的独特书风，也极可能于岗山石刻中寻其仿佛。清末时期的书家李瑞清，写字最感甜美，用笔方圆兼施，沉郁苍雄，字大愈妙。他对泰山经石峪的字，最为心醉，自称：“余每作大书，则用此石（即《经石峪刻经》）。”经书派看来比较丑拙，而气势盘旋凌厉，创造出摩崖体的一大奇观。
从大量的经派石刻传世至今的作品，感到祖国书法遗产之丰富，有大量蕴藏未得显彰于世间，历史上只推重钟王，碑版之学后起，学书者又继踵北碑，使得像经书之圣手安道壹这样的大家，在当时已有“清跨羲诞，妙越英繇”之盛誉，也曾千余年隐沦晦沉，书史上无有记载。而经派书家，遁迹山林之中，不受庙堂馆阁之拘束，得以充分表示其个人性情与气质，自由挥洒于岩壁山丘之上，发挥其无碍无滞之笔锋。书法最重要的是表现其情感与心境，山峦绝壁正是发挥旷达雄奇的良好兵阵，较之那陈帖墨守，斤斤于摹拟古帖为似的书奴来看，经派为我们开阔了新的视野，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书风格极有参考价值，事实上也证实了经派书风之潜力一直延续于世，甚至影响于日本，师承有自。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应以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凡可振奋民族精神，有益学术研究者，都应博观约取，不受历史定论之局限，为发展新时代的新局面，延续古书优良之传统，作出无愧于前代书家之贡献。
（作者为书画家、教授，创立“黾学”学派，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创立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曾任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书法“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5年第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