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博士生导师、人文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周刊》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家成员。
艺术品的“格调”和“功力”不完全一致,应该说格调高的作品也是有功力的,功力十分高的作品也是有格调的,但格调和功力还是不同的,愈后区别愈大。以书法作品为例,宋代以前的书法家,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王珣、欧阳询、虞世南、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杨凝式等,其书法皆有功力也有格调;元代、明代的几位书法家也还不错;清代的一些书法家就有些问题,或者创见不多,或创见多的,又往往有功力而无格调,像王文治、翁方纲、阮元、包世臣、高邕、沈曾植等,字都写得不错,但无甚特色,即创见不多。像郑板桥、伊秉绶、何绍基的字,都有点特色,但格调不高。伊秉绶、何绍基的字功力很高,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格调,只是说其格调不高。康有为的字应该说有功力也有格调了,但我仍觉得他的字格调不是太高,还有一些后来被人称为“草圣”的字,也似乎有功力而格调不甚高。当代“流行书风”中一部分书法作品也是有功力而无格调,更多的是无功力无格调。

现代书法,我喜爱毛泽东、鲁迅的,于右任也写得好,其次还有谢无量的部分作品。谢无量的字,认真写,非常好,但率意之作,就差得多,这说明他的字格调很高,功力还不太过硬。弘一(李叔同)的书法格调很高,功力也深,但缺少魄力,缺少阳刚之气,在书房里挂挂,绝对上等,但如果以之代表时代,则上述缺点就出来了。
翻开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书法》,当时的名人和要人,书法都很好,陈独秀、黄兴、沈钧儒、杨度、黄炎培、瞿秋白、谭延闿、梁漱溟、李大钊、柳亚子,甚至连武人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的书法都很好,唯有专门的书法家字写得不好。非书法家(学者、革命家、文武官)的书法自然、流畅、潇洒有气度,书法家的字做作、俗恶(少数例外)。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功力和格调的矛盾。书法专门家的字,应该是比非书法家的字写得更好,但事实上,很多却相反。书法家应该是有功力的,清代以后的一部分所谓书法家的字却无格调,格调又是更重要的。
“格调”的本义是品格、风度、风范、仪态。秦韬玉《贫女》诗云:“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一个人的风度、仪态之高雅是内在的气质、修养之自然流露,绝非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所能惑人。当然完全不学书法的人,字也是写不好的,如钱锺书(钱锺书字无功力,也谈不上格调,但也不俗恶)。“字无百日之功”,旧时读书人都学过书法,尤其是有幼功(童子功)的人,加上后来有修养、有个性,字写得好是很容易的。文人、学者虽其意不在字(梁漱溟更斥之为雕虫小技,不足论),而其学问高、修养高,出手即不凡,既有功力又有格调,即使其功力不太深(技巧总是懂的),而自然流利不做作。如品格高者之气质风范之自然流露,格调必高。格调高,字的功力技巧则在不论当中。而书法专家呢?总觉得自己是书法专家,字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要写出自己的风格,这就要避免和别人的字相同,而其意不在“自然”,多在做作,一做作(或曰故意),就俗恶了。犹如一个人,即使有修养、有学问,如果做作,要故意摆出一副有学问和与常人不同的架式,他的风姿、仪态(即格调)也就不美了,甚至俗恶了。反之,即使是一个农民、工人,并无文化,只要自然,虽然没有什么动人的风度,但也绝不丑。犹如从未学过书法的人写出的字,未必俗恶。小孩子的字有一股幼稚味,也很有趣。而书法家写字要有意识地和别人写的不同,要强调自己的面貌,这不是自然流露,有点装腔作势,这就俗恶了。

古人论书要散、淡,散就是散怀抱,就是心无他念,即宗炳的“澄怀观道”;淡就是自然,甚至有技巧而忘掉技巧。所以,文人学者写字时其意不在字,只在表露自己的感情或用字表达文字的内容,就自然地散、淡了。而书法家写字意在字,一下笔就想到怎样把字写好,怎么写得和别人不一样,这就不散、不淡了,于是便产生俗恶。今之流行书家写字其意全在字,焉得不俗恶?所以,我说他们有功力而无格调,这已是很客气的了。澳门林近先生赠笔者一联曰:锋芒收拾归平淡,巧拙俱忘入妙微。
余览后曰:“真见道语也。值得玩味。”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书法“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6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