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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术的形成是渐进发展的自然过程

林木 2026-09-23 17:30:19 《人民周刊》

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应该是怎样一种形态?这在中国美术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在一些美术家的心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现当代艺术应该与古典艺术有革命性的区别,这种区别要大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绝对的新创,是断崖式的革命。而这种创新和创造的标准,其实是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图为林木。

 

西方现当代美术对传统断裂式革命方式影响中国的创新观念

西方艺术从古典到浪漫,从浪漫到现实主义,再到印象主义,各类型之间虽然也有较大的区别,但还没有达到让人吃惊的地步,即使是印象派之后的塞尚,人称“现代艺术之父”,其画面效果与此前的绘画相比也不是断裂式的变化。这以后就不一样了,绘画流派在画面形态上突变得让人瞠目结舌。你看野兽主义的强烈色彩冲突,立体主义的怪诞变形,抽象艺术让物象形态消失,未来主义多次曝光似的形态重叠,达达主义则怪诞得难以理喻……

尽管如此,这些艺术经过理论分析和文化背景的解读,也还可以理解,况且也都是画出来的,是绘画作品。而美国的“当代艺术”为了呈现与欧洲艺术相区别的“美国性”,为了彻底标新立异,美国人采取了反艺术的方式。于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艺术形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颠覆性“革命”和断崖式的断裂——他们不画了,把现实生活物品随便摆放,就变成他们的“艺术”,还名之曰“当代艺术”。何以会这样呢?

英国艺术史家E.H.冈布里奇在《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一书中说:“艺术史家们知道,这种对程式的反感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的,在许多较早的文明中很少能够理解这种旧模式与灵感之间的对立。”“艺术家们背叛了学院派和传统的教学法,是因为他们感到艺术家的任务是与独一无二的视觉经验打交道,这种视觉经验是从不能遇见的,也是永远不会重复发生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艺术史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与预成图式斗争的历史。”

冈布里奇这两段话说明了西方艺术史上的一种现象,是19世纪之前西方艺术史上相承相续推陈出新的现象,与人类艺术史渐进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但这之后,一种标新立异的激烈反传统倾向愈发严重,当代的创造与传统的继承产生了对立、产生了矛盾。19世纪以后的艺术家,觉得他们的创造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经验”,这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应该是“从不能遇见的,也是永远不会重复发生的”。如果说这种与传统的对立在19世纪的西方美术史中已经呈现,那么到了20世纪中叶,就发展到一种对欧洲美术传统天翻地覆的断裂式革命的地步。

 

西方现当代美术对传统的断裂及标新立异引发评价标准的丧失

这种横空出世、前无古人的“艺术”带来的一个直接困惑就是,一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去评价它?标准何在呢?例如,就这么硬生生地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地上的那堆没有任何加工的砖头,该怎么评价呢?在美国式“当代艺术”那里,评价的标准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1961年,意大利“艺术家”皮耶罗·曼佐尼制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将他的粪便装进90个密封的锡罐里。这组作品在2007年苏富比拍卖出12.4万欧元的天价,这些粪便每克的价格超过当时黄金价格的250倍。这是美国式“当代艺术”一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那么,在美国式“当代艺术”领域中,“艺术品”的价格谁说了算?用菲利普·西莫诺在《美元艺术》一书中的说法,这类东西的价值由所谓“市场—博物馆—媒体”的“三M党”说了算,具体来说,是由大画商、博物馆馆长、政府文化官员、大策展人、大艺评家共同构成,当然,其中肯定还有金融黑幕介入。“三M党”又被说成“无形的学院”。

据一些西方研究者说,这个“无形的学院”实际上只有三五十个人,这些人操控着整个“国际当代艺术界”。他们说是就是,“粪便”也可以是“艺术”。既然粪便都可以是艺术,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厅地上的砖头、挂在墙上的破布,怎么就不可以是艺术呢?这种西方“当代艺术”为了新奇古怪而不断变换花样的做法,也让观众眼花缭乱而不知所措。其实,“当代艺术”之所以出现这些奇怪的事情,是因为“当代艺术”这种本来源自主动的反艺术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人们熟悉的艺术规范,它只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所以当我们在艺术范畴里讨论它时,一切艺术规范都不再起作用。尽管某些天真而虔诚的人还真的把它当成先进的艺术在膜拜。

 

中庸之道形成中国艺术渐进式发展

把西方反艺术的“当代艺术”及其装神弄鬼的创新说清楚了,把美国式“当代艺术”与西方传统一刀两断的做法(其实这是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另一种有趣的呈现)搞清楚了,再反过来讨论中国式现代美术的发展,就比较容易了。

中国的艺术从来都是渐进的,从来没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突变或革命,这不但由艺术在继承与创造中发展的普遍规律所决定,更受中国特有的中庸思想的影响。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界也出现了以西方现当代艺术为楷模的艺术革命式的突变式搞法,否定传统的说法也此起彼伏,但20世纪80年代否定国画最激烈的人,数十年后的今天也在心平气和地画国画或评论国画。

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国家和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占有相当的比重。《中庸》第一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照中国人的看法,“中”与“和”是天地之本、世界之道,只有实践了中庸之道,天地才能安宁,万物才能共生。相反,对反中庸、偏激的东西,孔子是反感的,《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庸之道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一种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有一种过犹不及的鉴戒,是一种合宜、适当、恰到好处的要求,因此,中国艺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循序渐进、推陈出新,这甚至可以看成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美术史这种循序渐进的发展变化,使美术评价的标准也有相对稳定的承续性。

 

明代中晚期文艺的人文思潮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发端

中国文艺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代美术的发展当然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具体的中国美术史发展过程来看,明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相悖的新的特质。商品经济的发展,心学和狂禅的兴起,性灵文学思潮的出现,形成明代中晚期特有的人文思潮。例如,明代狂禅领袖李贽非孔贱经思想对明代中晚期一些文艺新思潮出现的影响,袁氏三兄弟性灵文学与徐渭张扬个性的大写意水墨花卉的时代共性,吴派沈周、文徵明山水画中清新的田园情趣对古代文人山水天荒地老境界的超越。明代商业风气中市井气对于市民文艺小说插图产生影响,这些插图又吸引了晚明众多著名画家的参与。至今被中国画家奉为圭臬的笔墨的倡导,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的开拓性成就,这种对自我和个性的强烈追求,例如徐渭、陈老莲和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和石涛,当然是一种自我性灵之张扬,石涛那句“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可是真的感动了、引发了1923年刘海粟的生命意识,让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自豪,以前只画油画的刘海粟是在1923年“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傅雷语),并向中国画回归……当然,这还只是就绘画而言,如果要论到晚明的文学,它与近代的联系就更多了。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论明中后期文学时说,“它所不自觉地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望和憧憬……他呼唤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来,并且呼喊得那么高昂,甚至逸出中国传统理性主义传统”。

比之李泽厚更直接地点出晚明文艺与现代关系的是20世纪初期的周作人。对晚明的性灵文学,他说道:“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周作人在这些论述中反复强调,“五四”以来的文学,只是“文艺复兴”而已,他还坚决主张文学“不革命论”。因为在周作人看来,今天的文学也只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发展而已,即使在“五四”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线索是没有断的,这里边没有什么“革命”式断裂。而明代的美术是属于明代同一个文艺思潮的,我们要把中国美术之现代发端追溯到明代,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清代美术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先声

清代离我们就更近了。董其昌的艺术思想几乎就是整个清代绘画的指导思想,他对笔墨独立性的高度倡导,通过“四王”直接影响了清代,这种笔墨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仍然是中国画的主要观念,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这种观念有所遏制,但是70年代之后又重新崛起,黄宾虹在20世纪末走红,就是对董其昌当年笔墨倡导的遥远的呼应。而董其昌所倡导的笔墨,实际是在此前笔墨帮助造型的基础上,升华到画家主观精神气质和个性学养通过笔墨去直接传达,这与明代中期之前笔墨主要通过塑造意境而传达感情的方式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清代中期开始的书画笔墨中的碑学金石风,到清末民初的海派画风中达到了极盛,吴昌硕执其牛耳,齐白石学吴昌硕成为其“衰年变法”成功的主因,这就已经直接现当代了。

另外,清代中期以扬州画家为代表,呈现一种关注民生、关怀百姓的新风尚。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类关注民生的作品,虽然仍属古代文人居高临下地对普通民众的关爱,与20世纪初期开始的艺术大众化的倾向有区别,但已开古典文人画的一股新风,而为20世纪大众化的风气做了铺垫。到上海画派的时候,整个海派画家关注市场,注意民众的欣赏习惯,增加花鸟画的色彩,使古典文人画呈现另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气。齐白石学吴昌硕开“红花墨叶派”,显然也是渊源有自的……

 

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形成

绘画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社会影响的因素就更多了,随着出国留学学习艺术的学生增多,随着西式美术教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模式,西方的古典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都对中国艺术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艺术影响也极大,这些外来艺术的引进,有其积极因素的影响,也有消极因素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现代水墨人物画、现代特色的工笔画,即使水墨写意,与古代的水墨写意山水或花鸟画相比,技法风格特色也大相径庭。更为关键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及其生活进入了现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中国绘画自然会产生与古代绘画大相径庭的现代特质。

从以上对明代以来至当代各时段美术的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条清晰的线索:例如,自我个性的觉醒与发展,笔墨独立表现的倡导和发扬,碑学金石风对笔墨风格的影响,商业社会引发的美术从技法到题材的变化,关注民生关怀民众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种特点,在明代中期之前的美术史上,是没有或者不多见的,而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许多特点,我们也能从明清时期找到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线索。清代绘画“无一笔无来处”的时尚,如果不做偏执的理解,就说明了中国艺术这种推陈出新、相承相续渐进发展的特点。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曾任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第二届、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评委;《人民周刊》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家成员。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6年第16期)

(责编: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