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把精力全用在画上,能把画画好,已属不易;而只在诗词文章和为官之余,偶尔涂抹,就能把画画好,更难。所以,文人画只好另找门径发展,但仍是消遣式。代表一个国家艺术水平和精神面貌的画应该是画家画。画家固然要通文,但都是为了把画画好。荆浩、李成、范宽都是文人,但更是画家。所以,画家画、文人画如果分头发展,画家在绘画本体上下功夫,便能画出那些长篇巨构、谨严精密、气势磅礴、人见之惊叹“神乎技矣”的作品。这类作品分量重,有睥睨世界之伟力,才能显示中国的深厚和伟大,才能和西方画分庭抗礼而不显薄弱。文人画,应由真正的文人去画,以挖掘文人的思想和情趣。文人画的意境、趣味、笔墨都不应是一般化的。而现在很多不是文人的画者强作写意画,类似文人画的画,除了草草笔墨外,并没有什么文人趣味。这就是强求一律或自求一律的结果。多数文人画和新文人画画家并不是文人和新文人。
专业画家也硬画文人画,最大的损失是使中国画坛失去了作为正规艺术品的精密严谨一类的绘画,同时又不能反映文人情趣,真是两败俱伤。
因而,我主张中国画应分头发展,民间画依旧保持民间的质朴传统。画家画应向精密谨严的道路上发展,应继承、超过范宽的高大、深沉、雄浑、厚重,或王希孟的精工浓艳、灿烂辉煌,创造出显示中国气魄的伟大作品。文人画则应由文人去发挥文人的意境趣味,但文人画毕竟是业余之画,只应处于别派偏师之位置。作为绘画,理应由画家画居主流。明清以降,恰恰是弄颠倒了。

三家画可否互相吸收呢?当然可以,但吸收是加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削弱自己的特色,更不能失去自我。明清画家恰恰是失去了画家画,而向文人画看齐,但又无文人画之情趣。
我曾写文提倡阳刚大气的民族绘画,但我也十分欣赏阴柔秀雅的小品,二者缺一不可,但理应由阳刚大气的绘画居民族绘画之主流。实际上凡称为大家画,都是阳刚大气的画,就艺术水平而言,虚谷超过了吴昌硕,但虚谷只是名家,而吴昌硕是大家;陆俨少的画就传统功力而言,远远高于李可染,而李可染是大家,陆俨少是名家。这就是因为吴昌硕、李可染的画是阳刚大气的,而虚谷、陆俨少的画是清新秀雅的。后者的画就艺术情趣上超过前者,气势和分量却逊之。
以上是我就中国画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也算作理论吧。而我对中国画很多具体问题的看法,都散见于我的著作和论文中,我写史,实际上都是借史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论文如之,这里不再重复。

至于每一个画家的发展,也要根据画家本人的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蒋兆和、徐悲鸿、李可染、李斛、刘文西、杨之光等人的成功,主要靠他们的素描基础。他们因为有素描基础,就应该利用这个基础去发展,不必强求他们学陈老莲、任伯年。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没有素描基础,只能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如果强求他们以素描为基础,他们便无法发展。即使努力去发展,也赶不上徐悲鸿、蒋兆和。但齐白石、黄宾虹这批不懂素描的人,成就似乎更高。如果要他们去补素描,再丢掉传统去按素描画,后果不堪想象。至于学素描者也不同,苏联式的素描、欧洲式的素描、欧洲各大师的素描也都各有不同,所以也要区别对待。学传统的人也不同,各种各样的传统也不可强调一律。人是复杂的,艺术也不应该单一。
国家应该重视画家画,民间画、文人画基本上任其发展。学校亦应以培养学生画画家画为主,而对民间画、文人画兼知则可以。现在,中国的画院太多,如果有个别画院可以存在,应该是吸纳作画家画的画家,必须创作出反映历史重大题材,显示国家伟大气魄的重要作品,而不是涂涂抹抹的假文人画。至于学校培养的画家,理应是学院式,即我上面说的,以作画家画为主,兼知文人画、民间画等。当然,学院式到了社会上还会变化,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习性以及个人知识面等,会作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画壁画,有的画装饰画,有的画文人画,有的画画家画,等等。西方很多有成就的画家不也是学院式画家改的吗?但学院培养学生必以学院式,否则便无法进行教学,当然什么是学院式,又值得研究。此外,还要根据各个画家的个性、气质去发展。一个狂放豪爽的人,硬要画细腻柔秀的画,肯定画不好;反之,一个严谨温和的人,硬要画狂放的大写意,也是画不好的。要选择适合自身风格去创作,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更为关键,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每一个画家都应尽可能画自己熟悉的内容,一个长年处于热带的画家去画冰天雪地,肯定画不好,反之亦然。
若画别人未画过的内容,就容易成功。明清时期,画家多出于江南,江南人画江南山水,后代很难突破前代,这也是明清绘画陈陈相因的原因之一。无数画家学倪云林,唯弘仁突出,就因为弘仁学倪云林的画,而去画黄山。黄山,以前无人画过,其高山峻岭,花岗岩石组成的山峰,和倪云林所画的太湖风光完全不类。所画的对象不同,画面的构图、意境自是不同,若用倪云林的画法去画黄山自然不够,很多地方就必须自创。画法有异,内容不同,风格面貌也就不同,所以,弘仁成功了,成为黄山派的领袖。
石鲁的成功,主要在于他画黄土高原。历史上没有画黄土高原的画家,石鲁画了,其画中的风光、意境、气势以及给人的各种感受,都和其他画家不同,所以,他的画特别引人注意。因为以前无人画黄土高原,也就无现成的画法可供借鉴,石鲁必须面对黄土高原,自己独创一套画法,于是他成功了。
西安晁海画人物不同于他的前辈,他用积墨积色法,浑重、浑朴,层次丰富。他独创了一套画法,“独诣”而不与人“同能”,所以,画史上必须记载他。
关于引进外国的流派,只要有道理、有意义、有人欣赏,我也是赞成的。但是无道理、胡来的东西,我就不赞成。比如,很多人认为,外国的很多流派画无须有道理,自己不理解,也无须别人理解。大概说是毕加索认为,你们能理解鸟叫吗?难道非要理解鸟叫吗?我的画,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需要别人理解。于是,很多青年以此为口实,胡涂乱抹。其实,毕加索如果真的这样讲,也不过是讲讲而已,或者是他故意这样回答别人。只要看看他的画,哪一幅都有意思,都有道理,都可使人理解。我到国外考察过,鲜有讲不出道理的作品。
但模仿、重复外国的艺术便没意思了。有一位自称是前卫派的理论家郑重地告诉我:“搞传统的,太轻松了,天天坐在家中画画,没有任何风险;搞前卫画可不一样了,他们苦啊,要冒风险啊。比如,国外的垃圾艺术家,他们不敢公开在街道上布置垃圾艺术,不但警察干涉,连一般市民都不理解。所以,他们只能等到半夜,到街上布置垃圾,还要有人掩护,万一被警察抓到,要坐牢的。在我们中国搞前卫艺术更不简单。只有极少数人在做,也是偷偷摸摸地做,他们太艰苦了。为了艺术,他们也都准备去坐牢。理论家应该支持他们……”所谓垃圾艺术,不知是不是像他讲的那样,如果是如此的话,那实在对不起。我虽然是极具同情心的人,但对这种垃圾艺术家绝不同情,更不会支持他们,反而主张一旦抓获,一定要从重处罚,甚至判刑。外国的东西,有的他们自己都反对,我们为什么还要当作宝贝引进呢?外国的东西,有益则学,无益则弃。正如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思想,来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家,当然应该支持;但如果把国外肮脏的东西也引进来污染我们的国家,那就必须反对、必须制止。(实际上,所谓垃圾艺术,和那位理论家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还有殖民文化问题,即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最后达到消灭中国文化之目的。当然,学习和适当介绍西方文化艺术,则和殖民文化不同。但学习不等于照搬,如果事事以西方为准则,甚至语境也要进入西方的话语模式,那问题又严重了。
从发展的观点看,正如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就是学习和吸收,但最终要“不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和而不同’者兴,‘同而不和’者亡”。“和而不同”就是互相学习,求大异存小同。“同而不和”就是完全照搬、完全相同,包括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国家在唐代之前,一直是按照孔子“和而不同”去做的,所以,在唐代之前,一直是强大的、发展的。宋代人言必求同,动辄曰:“祖宗之法不可变。”朱熹更提倡“同而不和”,自宋代始,我们国家就衰弱退化了。艺术也如此,如果完全同于别人,也就是“同而不和”,那就必然退化,变成别国的殖民艺术了。中西艺术不同,“和而不同”正好发展。如果西方有什么艺术,东方马上照搬,完全同于西方,变东方艺术为西方艺术的殖民艺术,也即“同而不和”,必然导致艺术的退化。结果是先亡东方艺术,继之则退化西方艺术,世界则不复发展了。当然,东西方艺术不是不能互相学习,“和”首先是学习,但不是什么都学,更不是照搬,否则又“同”了。还是前面说的,“和”最终要“不同”,如是才能发展。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6年第18期)
(责编:李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