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养正

古人十分重视教子，亦留下不少关于儿童的画作。本图为宋人作品《小庭婴戏图》。

《周易》云：“蒙以养正，圣功也。”对蒙昧无知的小孩子进行教育，首先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若能如此便是立了一件大功。蒙昧无知的小孩子，还不能分辨善恶，在发蒙的过程中，不仅要让小孩子学习知识，也要藉此让小孩子能够区分善恶并能从善拒恶。幼年养成的道德情感，将成为一种习惯，对成年之后的人生历程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此，古人十分重视对小孩子的教育，对于教育的内容要精心选择。孔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中快步走过，被父亲叫住，父亲问他学了《诗》吗，“不学《诗》，无以言”。孔鲤于是去学《诗》。又过了几天，孔鲤又被父亲叫住，父亲问他学了《礼》吗，“不学《礼》，无以立。”孔鲤于是又去学《礼》。我们常说的“诗礼传家”便是源于此。

孔子有一回还说过学《诗》具有很多好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所谓“兴观群怨”，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自己的解释：“感发志意”谓之兴，读《诗》能激发我们对美好的意绪与志趣；“考见得失”谓之观，读《诗》能使我们得知民意并藉此知道政事之得失；“和而不流”谓之群，读《诗》能使我们如君子一样仁和友善，但又不像小人一样同流合污；“怨而不怒”谓之怨，读《诗》教会我们在批评社会的不公正时恰到好处，避免情绪激烈。

以诗礼教育小孩子是古人的一项悠久的传统，到明代大儒王阳明这里，他发现当时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而改教小孩子只背诵美文佳句。王阳明批判这种教法失去了“古人立教之意”。他认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教育小孩子具有正确的道德观，比教育小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背诵美文佳句更有意义。为此，王阳明开出了一个“栽培涵养之方”——“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王阳明从小孩子的天性出发，小孩子活泼好动，硬要让他枯坐房中念书是起不到教育效果的，对于小孩子的天性，“舒畅之则利达，摧挠之则衰痿”。因此王阳明说，之所以要用诗歌来诱发小孩子，不独是诱发他的志意，也有让小孩子旺盛的精力与善变的情绪，宣泄于歌咏与音节之中的功能；而教小孩子练习礼仪，也不仅是要端正仪态，也有“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的功能。

要之，古人认为教育小孩子要“正”，不仅身体上要“正”，心灵上也要“正”，并且身正与心正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