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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霖:找到党组织重新入党

匡丽娜    2019-12-31 10:42:02    重庆日报

1948年8月,作为华蓥山起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安代市、观阁一带的起义行动相继失败,敌人对从华蓥山撤离回重庆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肆搜捕。部分资料还暴露了一位起义指挥人员的体貌特征:年近六旬、人胖、鬓白、脚跛,并称此人在华蓥山建立西南总支部,亲自指挥华蓥山暴动。

“这个人就是曾霖。”12月25日,渝北区社科联副主席刘佑红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动人故事。

出狱后,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897年11月,曾霖出生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刘佑红介绍,1925年,曾霖由共产党员黄克建介绍,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1927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曾霖担任团部参谋。当年6月,曾霖随军调至江西九江马回岭,并经张堂坤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陆续撤离南下广东,因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起义军分散转移,曾霖被迫离开部队。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曾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刘佑红介绍,1927年11月,带着组织交代的使命,曾霖辗转来到汉口,接上组织关系。后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3月回到重庆,改名田梓材。

1933年,受组织派遣,曾霖到叙府(宜宾的别称)去做土匪李客熙的工作。曾霖找了一个与李客熙熟悉的人牵线,并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上路。没想到,路过犍为县时,这封信被敌人查出,曾霖被当作“通匪嫌疑犯”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冬,曾霖的同学兼拜把盟兄刘耀奎升任司令,路过犍为县时,才将曾霖保释出狱。出狱后,曾霖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霖得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经好友吕超介绍到八十八军范绍增部任副营长,欲借该部出川抗日之机,寻找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加革命。信送出不久,叶挺回信,嘱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曾霖重新入党

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年11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狱,送去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庆。他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1947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的20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能找到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察发展党员,并于1949年建立龙兴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

“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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