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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文化与“京城诗”

辛晓娟    2020-01-16 17:30:30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为都城文化发展的典型阶段,唐代都城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显著。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对唐诗中重要的风格流派、文学主题、诗人群体的形成都影响深远。而从初唐时期“京城诗”的诞生过程中亦可看出,都城文化对这一文体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新诗体诞生

“京城诗”是指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王勃的《临高台》为主的一批长篇歌行,主题以描写都城风物为主,手法上多铺叙夸饰,具有富丽堂皇、音节流畅的艺术特征,展现出与大一统帝国相衬的恢宏气象。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称此类作品为“京城诗”,将之视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与汉代都城赋并提。从题材方面看,“京城诗”是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乐府的继承者;就体制、艺术风格而论,“京城诗”又是唐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一诗体由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人改造旧题乐府而成,之后迅速流行。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中的“当时体”,就是指“初唐四子音节流美的歌行体”(周振甫《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

初唐“京城诗”的诞生与流行,是长安地区音乐盛行、经济繁荣、士风高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以长安为代表的都城不仅仅是诗歌的表现对象,也不只是为诗人提供创作背景,而是成为孕生这一文学形式的母体。都城长安容纳古今、南北、胡汉之长,从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三个层面,促成了“京城诗”的诞生,并进一步奠定了其体制、主题及艺术风格。

作为天子居所和帝国中心,长安最具代表性地展现出唐王朝强大、开阔、包容的气象,成为诗人美颂的对象。通衢大道、巍峨宫阙、繁荣市井共同构成了暌违数百年的盛世图景,极大地促发了诗人的热情与才思。此时赋体已衰落,近体律诗囿于格律,旧题乐府篇幅短小、次第因袭,均无法承载唐人高亢昂扬的精神和歌颂盛世的需求,时代召唤着新诗体的诞生。

奠定体制特征

卢照邻等人首先感到了旧体裁与新时代的矛盾。卢照邻在《乐府杂诗序》中以“共体千篇”“殊名一意”的说法,表达了对旧体裁的不满,又以“发挥新体,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的追求,宣示创变新体的决心。“初唐四杰”援引汉代京都赋的手法入诗,改造乐府旧题,最终创作出《长安古意》《帝京篇》等鸿篇巨制。这些作品在格局、容量、章法上突破旧题乐府难以腾挪的局限,将其重塑为一种形式上继承前代、事实上却属于唐人的新体。

“京城诗”的创作目的是润色鸿业、彰显帝都气象。这一点与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乐府颇具相通之处。唐代诗人兼取这两者的长处,竭尽所能地描摹长安这座帝都。在他们眼中,长安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京城,也是唐王朝盛世气象的象征。长安都城文化中囊括宇内的勃勃雄心、居世界之中的自我认知、尽早建功立业的文人风气,都是“京城诗”极力呈现的对象。为实现这种创作意图,“京城诗”兼取诗、赋体所长,形成以下体制特点:篇制宏大,长者可达数十韵,描绘京城的方方面面;句法灵活,三、五、七言交错,自由挥洒;风格华美,藻彩飞扬。这样的体制特征,能极致地展示大一统帝国的繁荣,也可最大限度表现诗人的才华,契合初盛唐时期积极进取、逞才使气的士人心态。正所谓:“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初盛唐时期,取士制度较后世更为多样,诗人多因“场外之名”而获得提拔。一些以才情见长的诗人,着力于律体以外的歌行体,以求出类拔萃、显声扬名。总之,“京城诗”主要体制特征的产生与定型,正是这一时期长安的文化风气、士人心态、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

形成诗歌主题

长安的政治军事制度也影响到“京城诗”若干主题的形成,如猎奇博物、尚武任侠等。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皆积极开边,帝国疆域不断扩大。统治者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四方人物。这一政治军事制度的结果,是长安城出现了远超前代的包容性。异域殊方的宝货陈列于东西市;胡姬、胡人出没于驰道狭斜。唐代诗人用好奇的眼光审视这些人和物,并将其写入新的诗歌体式中。

“京城诗”及受其影响的长篇歌行,继承了汉代都城赋的博物传统,又依据时代风气及文体差异有所创新。边塞绝域、四方宝物、域外奇人,皆成为帝都繁华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被诗人们极力刻画。盛唐以后,典型意义上的“京城诗”走向衰落,但继承“京城诗”体制特征的长篇歌行仍是唐人最钟爱的体裁之一。这些作品中,长安城中的宝货奇物代替了整座都城成为吟咏对象。天马、石磬、水晶念珠、赤藤杖等,让人目不暇接。诗人以写实为根本,辅之以想象;托辞于仙灵鬼怪,猎奇于异域殊方,创造出与世俗生活迥异的境界,令人心驰神往。中唐以后,以韩孟诗派为代表的诗人将博物传统发展到极致,力求以更生新的句法、更怪诞的物象突破原有的审美局限。“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体现出中唐诗歌向险怪发展的倾向。

“京城诗”中尚武任侠主题的发展,是初盛唐时期朝廷重视军功、吸纳军事人才等政治制度的反映。唐王朝在长安开武举、设禁军制度,侠少们可在不离开长安的情况下取得功名。他们或参加武举,获得武官职位;或加入身份高贵、有世袭权的皇家禁卫军。制度上的改变,极大降低了任侠的难度,使任侠不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上升为京畿地区的流行风气,为各阶层所效法。卢照邻、骆宾王等人“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侠客珠弹垂杨道”“京华游侠盛轻肥”的描写,正是长安政治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写照。

造就艺术风格

长安地区奢华尚丽的文化心态、积极刚健的士风,也影响到“京城诗”艺术风格的定型。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言:“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随着国力日益强盛,奢华尚丽之风弥漫于长安城。高宗武后时期,屡次扩建宫室。唐代大明宫金阙玉阶,华丽程度远超汉代甘泉宫、未央宫。到玄宗时,权臣、妃嬖、公主于长安城中竞起华宅,互相攀比。与宫室建筑相映衬,长安城中流行的服饰、日用、饮食无一不以富丽为尚。以美颂帝都繁华为主题的“京城诗”,其美学特征自然也以“丽”为尚。

此外,“京城诗”中的“丽”,既是对六朝文学的继承,又有唐人的独创。胡应麟《诗薮》称:“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所谓“衍齐梁而畅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京城诗”辞藻艳丽、对偶工整的特征,体现了六朝文学的余波;另一方面,为了匹配帝都气象,其艺术风格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即从清丽纤细变为富丽堂皇。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京城诗”多用山河、天下、寰宇等宏大意象及历史典故,扩充时空场域;行文以气为主,如水银泻地,势不可当;声调浏亮高远,如黄钟大吕,具备王者气度。这种改变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长安都城文化浸润的结果。唐初统治者视魏、周、隋为正统,文化认同上以北方为主,对南朝风气颇多否定。作为王朝首都,这一时期的长安也表现出刚健尚武的风气。六朝诗文中细微琐碎的物象、错彩镂金的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经过不断探索,初唐诗人以富丽堂皇之气,一扫六朝绮靡,形成了特有的美学风貌。

总而言之,盛世长安的文化风气,造就了“京城诗”的体制、主题和艺术风格。“京城诗”的出现,是都城文化与文学体式正向互动的结果。“初唐四杰”结合两者的尝试,使千门万户、三条九陌的巨大都城,在这一新的诗歌体裁中得到全方位、多维度展现。同样,都城文化的影响,也帮助唐代诗人突破了六朝诗歌陈旧狭窄的体制,开拓了新的诗歌世界,创作出气象万千、藻彩炫目的歌行长篇。因此,万国来朝的长安城,孕育出一种与之匹配的文学体裁,以展现其恢宏气象;才思纵横的唐代诗人,创生出一种能自由驰骋的诗歌体式,来承载其昂扬精神。这两者的互动,促成了“京城诗”创作的繁荣。(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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