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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时代之先 献兴邦之计——记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张蕴岭

仇莉娜    2019-07-16 19:35:34    经济日报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担任过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是国内最早进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他不仅研究理论,而且还直接参与和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实践,作为代表中国的专家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研究(APEC)、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多个区域合作机制的研究、规划,在国内外许多相关重要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已年过70岁的他,仍在学术园地里勤耕,做研究、培养新人,忙个不停。他说,“只要身体好,就一直干下去”。

功到自然成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时,张蕴岭已在基层工作了近十年。这是他深刻了解社会、锤炼人生经历的十年。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他毅然选择报考,并考入刚刚设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选择了美国经济专业,希望能够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学习,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撂荒”十多年的他,学习研究生课程时倍感吃力。他认定,既然选择了,就不能退缩。学经济必须学习数学,他大学专业学的是英语,像微积分、数理统计这些科目,学起来异常艰难,只能靠自己下苦功夫。别的同学做一遍的数学题,他往往要反复做好多遍。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时搭起的“木板房”里上课,条件艰苦。每天晚自习,他与同学们总是待在图书室,一直学到关灯的时候才离开。三年的刻苦学习有了回报,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自豪地说:没有白费的功夫,功到自然成。

1985年,张蕴岭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访学机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当时哈佛大学图书馆到午夜零点关门,他经常最早进去,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做访问学者期间,很多时间都是“泡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与专家学者讨论问题。访学的一年间,他做了大量笔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回国时整理的资料装了两大箱子。回国后,张蕴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50万字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书,主要探求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这在当时还没有人写过。

不为争鸣自报时

1994年,张蕴岭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他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亚太区域合作和推动中国参与APEC上,努力探求亚太区域合作的方式和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方略。当时,APEC还是个新生事物,国内研究的人少,他就筹备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PEC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国内专家学者研究、撰写调研报告,为政府出谋划策,推动对外交流。他想方设法为研究中心筹措资金,扩大网络,培养了一批国内年轻学者,出版了大量调研报告、书籍,参与了许多亚太区域合作会议。他提出的关于亚太区域合作要走“亚太方式”的观点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由于工作投入,被国内外业界人士称之为“Mr.APEC”(APEC先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兴起。张蕴岭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和推动东亚合作上。东亚不同于亚太,对中国来说既是邻国关系,又是经济重点。东亚合作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地区走出危机,构建防止危机再发生的合作机制,在合作中逐步构建合作机制。他提出了东亚合作“多轮驱动”的理论,自贸区构建的“早期收获”方法,以及开放与改善综合发展环境相结合的建议等。在实践上,他先后代表中国参与“东亚展望小组”、中国—东盟自贸区专家组,主持东亚自贸区专家组等,为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并发挥引领作用作出了贡献。

在参与“东亚展望小组”和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工作中,张蕴岭发挥了积极影响,提出了不少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对推动东亚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先后提出了东亚合作以共同体作为精神引领,功能性合作为抓手、选择性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观点,东亚共同体建设要经济共同体先行的政策性建议,东亚合作要学习东盟经验等,都对东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专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参与和思考》被列为战略家丛书首部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张蕴岭参与的事务很多,他说,既然需要,那就去做,既然做,就要尽力做好。作为学者,业精于勤,重要的是有创见,能为社会提供新思想,主动想问题,主动建言献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不为争鸣自报时。

老骥不鞭自奋蹄

回想当年在电线杆下听广播练英语,以及与同事一起努力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方案成功的场景,张蕴岭不禁感慨万千。思考不停、奋斗不止,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但是,能够密切陪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扼时代之要,献兴邦之计,上下求索40年,张蕴岭自感人生无悔,他说,只要身体还好,他就会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现在年纪大了,就多思考些大问题。近年来,他申请了国家重大课题,组织团队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下功夫思考“百年大变局”的问题,先后写出几万字的文章,作了多场报告,还策划主编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在《世界知识》期刊开设专栏,介绍和传播最新思考和观察心得。

随着角色的转换,张蕴岭将更多时间转向了培养新人。张蕴岭尤其重视为后辈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一方面,他耐心教学生和青年学者如何去思考问题,帮他们选题、修改论文,鼓励和帮助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以及邀请资深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另一方面,他组织和构建起多个平台,让青年学者作为牵头人发挥作用,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年4月,张蕴岭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参与,研究大变局时期的战略性问题。

张蕴岭重视搭建教育和培训平台。他曾帮助广西大学设立中国—东盟学院,并经常去作讲座;他还推动建立了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探索新型交叉学科教学研究道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现在,70多岁的张蕴岭依然每天“满负荷”工作。他说,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做学问,就要把学问做好,做好是一个自我定位,并无指标,也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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