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无线电技术斗争

无线电技术出现后，因传递信息便捷，很快被应用于战争中，无线电侦察与反侦察也成为战争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1931年1月，我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建立第一个无线电侦听台，开始截获分析国民党军电报，1932年又成立无线电侦察部门。1932年8月，我军攻占江西宜黄县后，缴获敌一份30多个字的电文，我军破译人员借此还原敌密码本，并以该密码本为基础，逐步摸索出敌密码编制规律。到1934年7月，我军已基本具备破译敌各类密电的能力。

破译密码的难点在发现重复出现的电码。国民党军的密码，只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变编制而成，即按照一定规律，将明码中的数字对应转化为其他数字，仍像明码一样以4个数字为一组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当时，我军破译人员发现何应钦对破译工作很有帮助。国民党军电文中“奉总司令何”（指何应钦）这句话用得相当多，“令”字明码为0109，“何”字明码为0149，两字明码中都出现了“0”“1”“9”这3个数字，“0”共出现3次，“1”和“9”共出现两次，“4”出现1次。按照国民党军的加密规律，假设我军截获两组紧挨着的密码2528和2568，可以发现，两组密码中都出现了“2”“5”“8”这3个数字，“2”“5”“6”“8”出现的次数，分别与“0”“1”“4”“9”相同，且排列顺序一致，由此便可得出2528和2568对应“令”“何”两字，可进一步破解整套密码。

而我军当时使用被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蒋介石在密码被屡屡破译后，曾命令密码专家破译我军密电，折腾了两个多月，还是无果而终。

长征途中，为保证侦察效率，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采用梯队式工作机制，一队行军，另一队原地架起电台，不间断破译密电，及时掌握敌行踪。反观国民党军队，其无线电技术人员比较腐败，沉迷于吃喝玩乐，有时甚至用电台聊天谈生意。

据史料记载，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在万里长征中，共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80余种、破译口令860余种。敌得知我军在侦收破译他们的密电，虽多次更换密码，但仍屡遭破译。

1935年二渡赤水时，我军及时破译敌密电，获知敌在娄山关附近兵力稀少，由此决定先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一举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6个主力团。在追击战中，我军又破译密电，获知国民党中央军军长吴奇伟的指挥部设在遵义以东且兵力空虚，我军果断出击，大败吴奇伟，俘虏1800多人。

1935年3月21日，我军主力南渡乌江时，一股强大敌军逼近我军。我军大胆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口令、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发电，命令这股敌军改变行军路线，向偏离我军渡江地点的方向前进，为我军渡江争取宝贵时间，我军由此直入云南，把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抛在贵州。

正因我军在无线电技术这种无形较量上技高一筹，屡次保障我军摆脱敌追击拦截，才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曾经夸赞，无线电侦察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