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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音乐:不作老病夫,不贻散沙嘲

刘维杰    2020-09-27 10:56:17    学习时报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近期上映的电影《八佰》,再次将国人的记忆拉回到淞沪战场,观影过程中,有首旋律一直在我耳畔回响:“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谢晋元副团长率领下的“八百壮士”,在丧师失地的艰难时刻,鼓舞了国民的斗志;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在十里洋场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作曲家夏之秋当时也深受触动,写出了混声四部合唱曲《歌八百壮士》,这首歌反复高唱“中国不会亡”,简短有力的歌词坚毅无比。举目四望,“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但是壮士们“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可谓行动伟烈,气节豪壮。谢晋元也是黄埔四期生,电影《八佰》里,战斗间歇,有几位年轻官兵唱起《黄埔校歌》,“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抗日战争中,当年国共合作培育出的黄埔青年共御外侮,已经成为高级将领的左权、赵尚志和戴安澜等先后为国捐躯。不同于《黄埔校歌》激昂雄壮的进行曲风格,《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曲调活泼中兼具铿锵有力的节奏,彰显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大批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汇聚延安,有的进入抗大学习后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他们“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战争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有些抗战歌曲聚焦以弱胜强的英雄群体,歌颂他们以简陋的装备坚持斗争。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29军的大刀队就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过白刃格斗,“七七事变”后,大刀队再次上阵,年仅23岁的麦新创作出了《大刀进行曲》,以慷慨激昂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开篇,连续高呼“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将满怀的悲愤倾泻而出。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到敌人后方去》(1938)号召军民“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游击队歌》(1938)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了人民战争的壮丽,“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然而,乐观精神的背后却是缺枪少弹的无奈,29军组建大刀队是因为装备不足,敌后武装甚至使用弹壳回收制成的复装子弹,这都是中国艰苦抗战的真实写照。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因为“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流亡曲》)。1931年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抗敌歌》,是中国第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土的沦丧,作者质问道,“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旗正飘飘》(1933)痛感“东亚病夫”与“一团散沙”的危局,唤醒民众“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毕业歌》(1934)勉励青年学子“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在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之时,《救亡进行曲》(1936)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1936)宣扬“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呼吁国人不分党派、不分职业阶层,要奋起救亡。

抗战音乐还力图破除“当兵吃粮,卖命拿饷”的旧观念,引导国民以“当抗日军”为荣,以救国为己任。从孩童视角的“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到青年恋人送别的“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子来送情郎哥,哥哥你前方去打仗,要和鬼子拼死活”(《延水谣》),再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太行山上》),都反映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河边对口唱》借“拿锄头,耕田地”的张老三和“在东北,做生意”的王老七之口,讲出了普通人心中的“有家不能回,仇恨在心里”,他们最后决定为国家当兵“一同打回老家去”,体现的也是保国便是保家的现代国家观。

新的长城万里长

中国的抗战音乐可谓刚毅坚卓而又饱含温情,除了歌颂军人的牺牲,还刻画出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一曲《铁蹄下的歌女》(1935),道不尽底层歌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的不幸与愤懑,是啊,“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和《复仇曲》)聚焦流浪的难民,歌词里多次出现“爹娘”,将故土幻化成最亲近最朴实的高堂双亲,可谓椎心泣血。正如《松花江上》所哀叹的“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当时谁又能想到,自九一八起,这一流浪就是十四年。《流亡曲》弥漫着自责与悔恨,“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复仇曲》则摆脱流浪与逃亡的基调,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宣告救国的决心:“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我们有没有决心?有!”因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兵民是胜利之本,觉醒了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2014年11月,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宣传片把《长城谣》作为背景音乐。这首诞生于1937年的歌曲,亲切舒缓的旋律流淌出物阜民丰的塞外风光,苍凉悲壮的歌词浸染着骨肉离散的没齿难忘。“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正如《在太行山上》(1938)用先舒缓后强劲的节奏展现了“千山万壑,铜壁铁墙”之间,“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也是我们对独立自由的神圣信仰。列宁格勒围城近三年,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出《第七交响曲》(1942年首演)记录下苏联的英雄之城;而在中国贫瘠的黄土高原,在更早的1939年就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传达出华夏文明的不屈。“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二月里来》以悠扬动听的旋律描绘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即便现实是日寇残酷的封锁和扫荡,因为朴实的人民相信,“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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