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从为金而生到为国而行

 描绘刘国钧比较贴切的是“技术控”三个字。刘国钧不像通常意义上的老板抑或企业家，而更像是纺织技术专家——他在技术方面的钻研精神，很多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刘国钧所创立和领导的企业成长发展的核心秘诀是不断的技术研发、不断的技术迭代，而且是老板带头引领技术研发。有刘国钧这样的“技术控”实业家，在其自身和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和带动了中国纺织技术的整体革新、赶超和发展。
　　在开发国货、发展民族工业、争夺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大多数实业家着眼于发现和占领市场，刘国钧则着眼于在技术和管理上跟上日本、超越日本。刘国钧认为，中国的纱布行业是否有希望，其决定权在自己手上。1935年，在考察日本归来之后的报告会上，刘国钧拷问自己和同行：“日人的身体是肉做的，不是钢铁的，与吾人一样，他们在中国开厂成本减得轻，而我们连这一点小事都学不上，社会上何必多我们这些工业人，来徒然消耗这个养命之源的吃的白米饭？”在发展民族产业的过程中，刘国钧虽然只是学徒出身，但是从来不偏离技术革新、科学管理的赛道；他的事迹，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的佳话。
    （一）
　　与同是从事纺织业的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人相比，刘国钧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一把手，特别重视研究纺织技术的革新，或与其学徒经历有关。在合伙成立常州地区第一家机器动力织布厂时，刘国钧主管工厂生产，虽然从日本引进机器，但是斜纱布的质量问题一直困扰他，经过刻苦钻研，最终解决了纱浆机无法烘干纱的故障。
　　刘国钧总能在工厂的运营中发现痛点，及时革新。比如1923年，刘国钧聘请上海锦昌铁工厂陈清鉴，把广益染织厂手拉织机改成脚踏织机，生产效率增长两成。1934年春，刘国钧重金聘请日本割绒工人来华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他开创了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心绒成功的先例。
　　刘国钧靠不断的技术革新，将大成公司由1个厂发展到4个厂，纱锭由1万枚发展到8万枚，资金由50万元发展到400万元，是当时的奇迹。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刘国钧欣喜若狂，并随即赶回上海，迅速筹集大成复厂需要的物资，使常州3个厂在短期内恢复了生产；经过2年的努力，库存原棉、机物料、成品、流动资金均超过战前水平。如果不是因为企业家对纺织行业和技术的熟练理解，很难发生这些奇迹。
    （二）
　　因为对技术钻研和革新的兴趣，刘国钧多次考察欧美，四上日本、八赴香港、三下台湾；实业家中像他这样不辞劳苦地满世界跑技术的不多。
　　刘国钧初渡东洋，赴日本考察织布业。他注重吸收日本企业管理经验，解开日货成本较低的原因，并且总结为注重科学管理、注重实效、精简工序、节约物料4个关键方面。
　　刘国钧在开办广丰、广益布厂的时候，创造性地采用农户委托模式，在湖塘桥委托人组织农户代纺代织，生产条漂、条斜，布厂则把握住关键的质量环节，实现快上马、少投资、多织布、赚大钱，取得了成功，获得丰厚的盈利。
　　刘国钧建立大成纺织染公司管理制度，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华厂日厂化、出品日货化”的企业目标。刘国钧以重金礼聘纺织专家陆绍云任工务长，聘任教育家顾峤若为训育主任；企业生产经营蒸蒸日上，年终获纯利50万元。后来，刘国钧再次访问日本，考察日企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经验。他深感要与日货抗衡，必须形成纺织染于一体的联合企业。回国后，刘国钧毅然将十分兴旺发达的独资广益染织厂以24万元资产股额，并入大成纺织染公司，将原大成纺织染公司改名为大成一厂，广益染织厂为大成二厂。
    （三）
　　刘国钧父亲是乡间塾师，他自己幼时接受蒙学教育，但7岁时父亲因科举失意、名落孙山而患精神病，家境破败，刘国钧年少时就得为家庭的生计打拼。“问我平生少时苦，一生学费钱八百。”刘国钧本名金生，但是在成为奔牛镇首富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抱负，厌烦本名“刘金生”，他对父亲说：他再也不能为金而生，而是要为国而行，要改名。父亲反复推敲，取白居易诗“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改其名为刘国钧。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刘国钧起草《土纱救国计划书》，提出在全国推广和发展土纱事业，以防备中日绝交，日本以棉纱制裁中国；同时，在公司内部发起救灾捐款和支援抗日部队捐款，提倡永不购置日货，实行中日经济绝交，努力生产，实业救国。刘国钧提倡国货，坚决抵制日货。1933年，南通教育局请刘国钧介绍大成公司实行“工教工、工管工”的经验，此行刘国钧得以参观南通大生一厂，被张謇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情怀和实践深深感染。1944年，刘国钧撰《扩充纱锭计划刍议》，考察英、印、日棉纺织业的兴替，建议成立强有力的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拟订详善计划，全力发展纺织工业。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成公司在常州的3家工厂先后被炸，沦陷之后的物资损失十分惨重。常州被日本占领后，大成一厂被炸，大成二厂被烧毁，大成三厂沦为日军养马场。刘国钧此时仍然恪守信用，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1939年全额归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战前贷款，深受银行家陈光甫的赞赏，结为知交。
    （四）
　　1950年春，刘国钧毅然将香港东南纺织有限公司交给刘汉堃、刘汉栋，偕夫人回到内地。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成公司共捐献50亿元，刘国钧个人捐献2亿多元，并主动将留存于上海、香港的毛纺工业献给国家。后在江苏省私营棉纺业中率先实行公私合营。
　　混乱不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得刘国钧十分渴望和平安定的经营环境。1914年，因不堪忍受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刘国钧将奔牛镇的2家店铺全部盘出，迁居常州，发展事业。日占时期，刘国钧的大成纱厂损失惨重。刘国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家族产业在国外已有广泛的分布和基础，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把产业迁回祖国大陆，其三子刘汉良也从美洲返回祖国大陆。虽然有国外基础和经历，但是刘国钧和刘汉良有个共同的感受：“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寄人篱下，受人摆布，任人宰割，哪怕他是‘百万富翁’，心情也是很苦闷的。”
　　刘国钧总结自己的人生：“日食三餐元麦糊，夜卧一张竹编床。半生事业万人功，富就安乐不忘贫。”身为巨贾，刘国钧仍然勤俭节约，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众人的功劳。刘国钧在辛亥革命中挣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在抗战中不屈服、不附逆，新中国成立后，他作出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这些关键选择最终使他成为近现代实业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