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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完作业一跳了之，考试失利一跳了之，没收手机一跳了之……不时爆出青少年自杀的社会事件，令人痛心疾首。近年来，青少年心理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校园开设心理咨询室、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多数学校通过定期开放学生心理辅导室、设置服务热线的方式，方便学生主动寻求帮助，开展心理疏导。但实践中，这种干预机制效果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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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求助比例偏低
寒假临近结束，江苏一女孩疑因写作业与家长发生争吵后从窗户跳下，救护车到现场后，孩子没有了心跳呼吸；上海的卢浦大桥上，一名17岁的高中男孩打开车门纵身跃下，桥上只留下痛哭捶地的母亲……
惨痛案例各有痛点，但噩梦发生之后，相关家长、老师却一致表示“想不到”，这说明担负养育和监管责任的成年人未能察觉孩子的心理危机，及时施以援手。
“很多出事的孩子没有求助父母。”一位从事心理健康咨询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当前青少年心理危机爆发集中在家庭场景，多源于亲子矛盾激化。例如，广东省对32万人次大学生和近6万人次中小学生心理状态的变化进行追踪调查发现，包括家庭关系不和谐、家庭矛盾冲突、家庭教养方式的不一致等问题，大学生的家庭存在严重功能不良的占8.3%，中小学生报告其家庭功能重度不良的高达21%。
从学校来看，现有的资源和机制效果有限，难以及时获得学生进入心理危机状态的信息，也无法对处于心理危机学生做出主动快速反应。
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全校一年光因心理疾病吃药的学生就有200多人，中心却只有6位工作人员。
广州市一位中学心理老师丁薇说，处在心理冲突剧烈且难以自控状态的学生，不易主动找人倾诉，但自己所在学校差不多1500个学生配一个专职心理老师，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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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摸底加剧病耻感
去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据了解，从去年复学以来，很多学校都对学生心理健康程度进行了主动的筛查，或委托第三方展开摸底调研。
普查，意味着抑郁症被“拿到台面上来”。然而，半月谈记者在与多名学校校长或老师交流中发现，随着社会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提高，学校对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防御性”进一步增强，对出现心理疾病的学生有着强烈的“窥视欲”和减责、免责要求，一发现点“苗头”就会把学生推给家庭，要求休学、领回去看病。
“前不久还有一个学生带着菜刀来上课，幸好被同学发现举报。我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学生，防不住啊。”南京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应当将心理评估作为录取前的一项必选程序，精准识别问题学生。
但在心理学专家看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决定了“主动求助”原本就比较困难，采取防御性、任务性的应对方式，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患“心病”的青少年病耻感上升，降低主动就诊率，甚至隐瞒病情。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严飞认为，虽然疫后教育部门迅速开展了很多的摸底调查，但由于现有的人才资源不足，水平不够，决定了大量的心理老师只能完成机械的填表工作，而不是深入青少年群体，给予其心理方面的关爱。“摸底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一个有抑郁症的学生想要在填表时隐藏自己的真实病情也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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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守株待兔为主动服务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卫健、民政、共青团、妇联等多个部门，但目前职能划分不清、职责交叉等问题，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谁都管又谁都不管”。
针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直言，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学生心理问题特别是自杀问题，重视不够，有的在处理学生自杀问题上采取一味捂住的办法。“没有对自杀学生规范的统计调查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轻视，也使得预防工作无据可依。”
“要将原来守株待兔式的心理辅导室服务方式，转变为积极构建‘主动出击’的多层次服务网络。”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刘正奎教授建议，青少年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学校更容易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实行有效干预。要尽快建立以学校为责任主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机制，构建以学校心理健康专职教师为主导的“班级-家庭-社区”三级干预队伍。
形成有效干预的基础是配齐人财物等相关资源，配套适应的奖惩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常态化培训提高心理辅导老师专业素养，在职务级别、工资待遇、履职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评估，激活队伍热情，提升工作水平。
“既要重视，也要脱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蔺秀云认为，在对心理问题的关注过程中，也不能发现一些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就急匆匆地把学生推出去，推给家庭或者医院。
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教授任其平认为，学校可以联合卫健部门多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宣讲活动；利用家长会、家长学校、班级群等平台加强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定期进行主题分享活动，如帮助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建立和谐亲子关系、正面管教、生命价值观教育等，消除心理问题污名化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