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变化，跨国公司立地成佛了？

最近几天，在世界气候峰会召开前后，气候变化成了世界性的热词。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情况下，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说明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是人们当下之忧，但气候变化却是关乎人类更长久生存的问题。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跨国公司的动向引人关注。世界气候峰会前，300多家跨国公司发表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制定目标，以图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2005年水平的50%以下。这些跨国公司包括苹果、谷歌、微软等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大都为美国企业，因此敦促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似也顺理成章。

不过，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跨地域性，其所倡导的原则如果内嵌进公司治理与管理当中，则也会对经营行为地的法律及规则体系发挥作用，甚至会产生跨地域的世界性影响。回看跨国公司铺展其业务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以管理规则面貌出现，实则为理念乃至文化支撑的观念价值，在“碾平”生产性行为差异，构造“平”的世界方面，作用巨大。又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将经济发展绩效作为衡量政府治理绩效的首要指标，所以，可以为经营行为地所在国政府带来经济增长效益的跨国公司，其“碾平”之力其实是带有半强制甚或强制性的。

这个力量，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会为世界带来超地域影响。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历史看，跨国公司之所以跨国成为世界性企业，既是拜和平环境下的世界市场所赐，也是交通及通讯工具日益便捷的结果。跨国公司成为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最主要塑造者。也正是在塑造产业链供应链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移至人力成本洼地以及环境约束较松的国家，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大都是对资源和环境破坏比较剧烈的产业。这个转移的过程，至今也仍在继续。这也是造成后工业化国家在紧迫的气候问题面前，不得不和先发国家一样面临同等的环境生态约束的根源。

跨国公司的这种塑造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虽有国家政府的帮衬助力，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及其政府可以替代。一个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可以接受以公司面目出现的超出（不一定违反）本地规则的要求，而大多不会接受一个外国政府的指手画脚。那么，上述300多家跨国公司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前卫”行为，会像其此前的行为那样，产生世界性的效应么？

当然，上述300家跨国公司也并非全部是信息产业公司，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太平洋煤电公司、爱迪生国际也位列其中。这说明，这些涉传统产业的跨国公司也将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