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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编,一生“昌文”知名出版家沈昌文仙逝,文化界同悼

2021-01-15 14:15:06    新华每日电讯

 
上图为沈昌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2021年1月10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于梦中辞世,享年90岁。

这一消息在文化界引起相当震撼,一时之间,报刊网络,皆是缅怀。对隐身于图书、期刊、作者和读者背后的出版人而言,这种场面堪称罕有,从中,或可估量沈昌文受读书人爱戴之程度。

一位出版家要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必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个具备稀有才能和时代精神的人,恰逢其时地遇到他能大展拳脚的时代。

沈昌文便是如此。

1月14日,沈昌文追悼会在京举行。

 

一生“昌文”,启蒙众多读书人

人如其名,沈昌文的一生,是以书“昌文”的一生。

从1951年,沈昌文20岁进入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员算起,他近乎完整地经历和参与了新中国迄今为止整个出版史。

从1980年,49岁的沈昌文担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三联书店前身)主任,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算起,他主政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沈昌文主持下的《读书》杂志,从一开始两三万册的销量,攀升到十三四万册,被认为是《读书》“最好看”的时期,它滋养了两代中国读书人,并神奇地同时受到学院派知识分子和中学生读者的喜爱。

人们今天怀念沈昌文,总要提到这本小小的册子,“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读书人,谁没为它着过迷,并至今在书柜中藏有几本《读书》呢?

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被公认为“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它兼容并蓄,向不同领域、门派的学者敞开大门,最怕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同时,积极介绍海外学界、学人的情况,为读者开阔视野。

学者朱学东说,《读书》杂志“曾是形塑我知识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读物”。

学者张鸣说:“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

    这类评价不胜枚举。

但沈昌文总是强调,办《读书》,他不过躬逢其盛而已,“沈昌文还是那么窝囊,那么差劲,只是时代变了。”

他曾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憋着多年没说话的知识分子都“活”了过来。例如金克木教授,沈昌文登门约稿前,被人提醒,金先生不好打交道,怕要碰壁。结果,沈昌文去约一篇稿,金先生交了5篇,还拉着他说了好些话。钱锺书同样有讲不完的话,打开话匣,便滔滔不绝……

编杂志外,作为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沈昌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策划推出“畅销书”的出版家之一。他挑书眼力好,还能让好书畅销。

他1984年主持出版的《情爱论》,初版就印了120万册,引发社会大讨论。之后,庞龙的《宽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杨绛的《洗澡》,以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卖菜(蔡志忠)”“拾金(金庸)”,包括后来几米、朱德庸等人的著作,都大受欢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出任第一任总经理,带着29个年轻同事,白手起家。

那时,国内出版社各有分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出古典书等。沈昌文在大社夹缝里,给三联圈了块地——“文化”。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说,沈昌文的出版理念是“领先一步”,他对时代风向有敏锐嗅觉。“出版的书是要引领潮流的,而且要带动社会思想文化风潮。沈公做到了。不仅出版了一批好书,还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沈昌文的工作启蒙了全国众多读书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无不拜受沈公之德”。

1994年,沈昌文建言推动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第二年末,他从三联退休。

作家王小波听闻消息,不胜惋惜,致信道:“先生离开了《读书》,一定还要做文化上的事……以先生的身手,一定可以大有可为。”

退休后的沈昌文,的确还在做文化上的事。他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合作,组织出版了《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

从72岁起,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著述,这些作品为新中国出版史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灵魂人物”和“读书界的旗帜人物”,他是“中国编辑的典范”“思想的邮差和经纪人”;文化界尊称他为“沈公”,而在今天,像他这样当得起大家心悦诚服一个“公”字的人,屈指可数。

 

“温和地奋斗,不是非死即活”

沈昌文“好吃”,是京城文化饭局上的灵魂人物。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1997年认识沈昌文前,总觉得“好吃”跟“懒做”同属贬义词,沈昌文花功夫“教育”他,夏衍怎么好吃,丁聪怎么好吃。总之,好吃是件美好的事。

沈昌文有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他要求编辑们“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对看上的著译者缠住不放,饭桌上联络感情,搞定约稿。

他喜欢在松散随意的氛围里做思想的“买卖”。

许多人说起沈昌文,都会提到他背双肩包逛书店的样子。沈从文孙女沈帆曾为他画过一幅题为“废纸我买”的漫画:一个背双肩包的老头,双手拎两捆书。他把画印在废纸片上,当别致的名片。

沈昌文老同事、《读书》杂志前主编吴彬在文章中写道:老沈自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世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要赚钱,他在自己设计的“《读书》服务日”专栏中起个笔名叫“金香”,对应“铜臭”。

作家毛尖初见沈昌文时吃了一惊,“他看上去太不像知识分子了,不儒雅不清高,整个人暖乎乎兴冲冲,散发着我们宁波汤团似的热气。”

沈昌文的老友、学者许纪霖对他第一眼印象不算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

沈昌文有“江湖气”,作家王蒙说他是个“江湖学术家”。“无所不通”又“嘻嘻松松”,既能嬉笑怒骂,又懂知分量寸。“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

沈昌文是平衡各股力量的高手。很多时候,他精明而圆滑,世事洞明装糊涂,因此受过诟病,但又以此服务毕其终身之力的出版事业,服务读者与作者。

用他自己的话,“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

做杂志、做出版,沈昌文不赞成“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会考虑“跪着造反”,他认为“出版江湖”里很重要的做法是“点到为止”。

他总结办《读书》杂志的经验为:无能、无为、无我。说杂志读者越来越多,靠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于是不拘一格,放弃成见。

沈昌文非常重视读者,说读者最聪明。编《读书》杂志时,他每早亲自去收发室取读者来信,许多信件保存至今。他发现,自己的“话里有话”总能被读者读懂,且许多是边远山区中学老师这样的读者,对此大为得意。

为增进交流,1984年,他就开创了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租咖啡馆场地,请作者、读者来随意聊天,还提出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许多文章的灵感就是在“服务日”上聊出来的。例如,王蒙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取名“服务日”,是因时人忌讳“沙龙”“俱乐部”等词,沈昌文某日见牡丹电视机生产厂家搞售后服务,突然悟到无论作者读者,实际都是顾客,文化人也可以搞“售后服务”。

打着商业招牌,做社会公益的事,他是有文化理想的“商人”。

 

不可复刻,“孤本”永流传

“沈公本人是那么可爱可亲,跟谁都能打成一片。他很独特,不露声色,不是那种棱角清晰的人,从他身上,你很难看到特别鲜明的立场,但同时,又能强烈感受到他有自己坚定的态度。”书评人绿茶在媒体工作时,曾与沈昌文多有往来。

在他眼中,这位友人遍天下、备受尊崇的老出版家,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教主或江湖大侠似的人物,“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无论事业干得多大,往来多少鸿儒,沈昌文一生都没有丝毫架子。年轻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非常乐意帮忙。对绿茶,他就说过很多回“绿茶老师的事,我一定鼎力支持”。而有他相助,许多事情都会顺利许多。

对任何人,沈昌文都将身段放得很低。新中国成立前,在旧上海做学徒的经历,一定程度上铺垫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底色。他也常说自己是学徒——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做学徒;当了出版人,是学徒式的出版人。

小时候,沈昌文跟着当保姆的母亲,住在别人家,记事起就开始学察言观色。14岁因困辍学,他到银楼做学徒,先学手艺,之后伺候老板和朋友的饮宴牌局。

1945年到1951年,他当了6年学徒,期间先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过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和无线电……还不算早上5点去公园听人讲英文、古文。

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际遇,造就了特殊的“文化名人”沈昌文。他这样的人物,如今不会再有了。

时代变了。有年轻编辑感叹,沈昌文带走了让许多出版人心向往之的时代。“在出版商业化和规模化的今天,编辑的个性、喜好和价值观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出版人的身份认同感也越来越小。”

“你们很幸福,现在的书实在多,几十年前,这简直不可想象。找不到书读,可真是苦恼。不管怎么样,成绩是主要的。”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沈昌文曾谈过对当代出版界的看法。

他觉得出版界对质量关注得不够,选题过于时髦,纯粹迎合市场和跟风,不注意冷门的、潜在的实际需要。

他还认为,现在有的出版只注意出版本身,不注意与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而这本是中国出版业的优秀传统,也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出版业要跟社会公益事业、群众的需要相结合,出版家不是一个出书赚钱的人,而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是出版业的传统。可现在呢?出版业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说实在我心里很不舒服。”

书比人长寿。沈昌文希望出版人时刻记住,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长命的工作。把文化和思想的香火传递下去。

在朋友们眼中,沈昌文本人也是一本耐人品读的书,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虽然不可复刻,但其精神华章却将在世间长长久久地流传。

1月14日,追思沈昌文的人中,有些自称是他的学生和学徒。他们中有媒体人,有出版人,有书店老板……都曾受到沈昌文的提携和关怀。

“沈公留下的精神资源不可量化。”绿茶说,“他所缔造的三联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热潮,影响着一些人,这些人又对当下的时代产生新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在代际之间不断传承。”

作为“70后”,绿茶到北京上大学时,沈昌文的三联时代已基本落幕,“文化热”也只剩余温。但这样的余温,伴随他去书店工作,去媒体做读书编辑,去出版社做副总编,到如今做图书推介和阅读推广。“像保温壶一直盖着盖,温度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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