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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辽复:“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杨飒 高平    2021-07-28 15:06:20    光明日报

对当下的人来说,发条信息,“秒回”,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而物理学家罗辽复当年搞科研,靠的是和同学写信沟通,一来二去,怎么也得个把星期。

2800多封往来书信,浓缩着罗辽复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奋斗年华。23岁从首都北京来到塞外,他始终坚守在内蒙古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一线,直至80岁退休。

如今,尽管已经没有教学任务,罗辽复仍然坚持在家搞研究。当记者联系采访时,他回复:“可来我家,即我现在工作地。”

 

选择

时间,拨回到1958年9月19日早7点。呼和浩特火车站,个头小小的罗辽复,顾不上路途疲惫,提起行李,兴冲冲地下了车。虽然一切都很陌生,但看着宽敞的大马路,他自言自语道:“没有想象中的荒凉嘛。”

为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当年从北大毕业后,罗辽复“怀着神秘感和年轻人的使命感”,以第一志愿来到内蒙古。

“我一直的想法是,上学到一个好的大学上,工作要到一个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罗辽复说,“我想内蒙古还是比较合适的。”

当时的内蒙古大学刚刚建校一年,校园里只有一栋主楼,基础设施很不健全。罗辽复到来后,正赶上连日停电。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创业的激情。他坚信,这是一所新建的大学,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施展才能。

上海出生的罗辽复,一路往北,离家乡越来越远。“1952年高考后来到北京,先学了1年俄语,随后在北大读了5年物理专业。这6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一直在北京。”为什么没回去?“因为要花一大笔路费,家里负担不起。来北方很多年,慢慢适应了,到内蒙古后也很习惯。”

罗辽复说,父亲始终鼓励他追寻梦想,希望他和同事一起,把内蒙古大学办成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也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内蒙古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罗辽复住的平房四处透风,戴上皮帽,穿上皮袄,依然冷得打颤。但该备的课不能落,该写的文章也不能停。罗辽复争分夺秒,丝毫不敢放松。冻僵的手不听使唤,只能一边哈气、一边搓、一边写。

由于学校里能查到的学术资料少之又少,为了搞研究,罗辽复经常需要往北京跑。有时,他就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租一间屋子,把书借出来,在屋里边看边抄写资料,一待就是好几天。

“这比较费时间,是有点困难,但也不算啥。”向记者说起这段经历,罗辽复“轻描淡写”。“我总喜欢弄清楚一些事情,到哪儿都一样,弄清楚后感到心里很痛快,这已经成了习惯。”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刚解完一道难题般开心。

 

书信

20世纪60年代初的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什么都缺。“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资料。我一个人做理论研究,没有可交流的人。”罗辽复说,“在那个年代,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是感受不到现代物理学的影子的。”

搞科研、建学科,实现“从0到1”的突破,谈何容易。年轻的罗辽复没有退缩,坚定地迈开攀登科学高峰的步伐。

情况“不得已”,逼着罗辽复自己想办法。他写信联系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后调入南京大学的老同学陆埮。经过深入探讨,他们决定主攻理论物理中的粒子物理方向。

此后,两人一通信就是二十余年。山水迢迢,相望遥遥。罗辽复的信件编号“LF×××”,陆埮的信件编号“LT×××”。

复杂的公式、奇特的符号,疑惑、求证、结论,填满了信纸的每一个空隙。

1974年,他们在《参考消息》上,关注到丁肇中关于J/ψ粒子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陆埮写初稿LT576。经过一番频繁而紧张的讨论,罗辽复写最终定稿LF593,题为《高能正负电子对的湮没与可能存在的一种新型作用》。

稿件送出后,LF594记录了这样一句话:“此文于1974年12月18日下午送出,半个月来,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斗争之场!”

终于,投稿收到了《物理学报》主编朱洪元的回复。罗辽复激动不已,在LF595中原文摘抄了朱洪元的信,并附言:“接读朱先生的信后松了一口气,LF593的方案和实验事实没有矛盾!”

在当时稿件积压的情况下,他们的文章很快在1975年2月的《物理学报》上发表。

据1981年7月的记录,从1962年起,罗辽复发出的信件有1516封,陆埮发出的有1290封。

“这2800多封信里头,有一大半都是弯路,都是不成功的东西,成功的是很少的。”罗辽复说。

没有引路人,他们跌跌撞撞,摸索科学研究的道路和学科的前沿方向,但“这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两人通信期间,发表了基本粒子理论方向科学论文70余篇。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因基本粒子理论的成果,罗辽复和陆埮都获得奖励。

“作为科学队伍中的‘游击小分队’,我们左冲右突,想方设法,坚守着大家最初的梦想。”罗辽复说,“这段特殊的科研时光已经化成我日益消退的记忆中永久的珍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罗辽复的研究方向来了个大转弯,转向当时很“冷清”的生物物理领域。

“我喜欢碰别人没做过的新问题,想通过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远缘杂交,获得一些新发现,留下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成果。”科研条件改善了,而罗辽复不服输的精神始终没有变。

 

桃李

罗辽复清晰地记得,1959年初,自己被派到二年级教理论力学的情景。头几堂课,效果不理想,学生们反映“听不懂”。

怎么办?罗辽复迅速和学生打成一片,从学生那里了解如何让他们听懂、如何激发他们的兴趣。

分析力学抽象难懂,他就设计了一个陌生客人来到物理世界漫游、搜索物理规律的故事。

两个月后,教学有了起色。学生们听得入迷、兴奋不已,有的学生甚至试图以分析力学的原理为基础,总结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由此,罗辽复的教学之路越来越顺,他培养学生的目标也逐渐清晰——“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少走点弯路。”

罗辽复上大学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刚刚起步,同年级的100多个同学几乎没有上研究生的。毕业之后来到内蒙古,全靠自己摸索学术之路,这让他深谙有老师引领的珍贵。

“要引导学生去做基础研究。”罗辽复说,基础研究不能马上看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从科学史发展的角度看,未来是一定有用的,“要让一小部分人围绕兴趣搞科研,支持他们,就是支持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岁月更迭,罗辽复的学术生涯已过一甲子,他不仅自己深耕基础研究,还培养了博士21人、硕士29人、教授39人、博导12人。而他带领的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团队,一共培养了博士56人、硕士150余人、教授49人(含国外)。

如今,罗辽复的许多学生跟他一样留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投身边疆建设。

左永春是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他开玩笑说,自己是“罗老师的徒孙”,因为他的导师就是罗辽复的学生。

“中国人常说‘隔辈亲’,罗老师对我这个徒孙关爱得更多,照顾得更多。”左永春说,“目前罗老师仍然坚持在科研一线,针对新冠病毒受体蛋白在做更深的理论研究,一直在帮助我指导研究生。”

在左永春心中,罗辽复是一位“特别纯粹的科学家”,跟他学习“更像是一种享受”。而最令左永春刻骨铭心的,是罗辽复教给他的一个信念,现在他又教给自己的学生——

“科研人要学会像陀螺一样,通过不停地自转保持自身的平衡,进而影响和吸引周围的人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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