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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斐德:从西班牙医生到中国人民一分子

2021-09-27 16:29:06    学习时报

 严斐德(1903—1955),1903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到维也纳。严斐德是他的中国名字。他于1939年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严斐德也不例外。1923—1929年,严斐德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期间受到工人进步运动的影响,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严斐德大学毕业后行医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34年,他在对共产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时被捕,1935年4月出狱后他开设了自己的诊所,继续投身反法西斯活动。严斐德是在欧洲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的。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掀起声援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运动,来自众多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参加战斗。国际纵队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怀有解放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情怀,入伍时都签署了誓言,誓言结尾写道:“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受这种进步力量的感召,1936年8月,严斐德前往西班牙,成为第十三纵队的主治医生。在西班牙战场上,严斐德豁出性命救治伤员,成为医护人员学习的楷模。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火中,严斐德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西班牙医生”
    1938年9月底,西班牙共和政府战败,国际纵队被遣散和驱离,不能还乡的人员撤往法国,被法国当局关进拘留营,严斐德即在其中。后来,他逃脱了法国拘留营,到达伦敦。在反法西斯的另一个战场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9年5月,严斐德跟随英国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与德国的白乐夫、捷克的纪瑞德一起,前往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1939年底,更多医生来到图云关,他们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此被称作“西班牙医生”。当时贵阳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力所能及救助病人,并且一再要求到前线去救治伤员。严斐德是第一批到湖南抗日前线的战地医生,他不仅在战场上救死扶伤,而且还奉命于1940年夏天,穿过日本重重封锁线,把一批药品从香港安全运送到贵阳。
  1940年7月底,严斐德在湖南的工作合同到期。此后,他辗转江西、福建、广东、重庆、云南、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行医,他的医德与医术得到了很高评价。
  在严斐德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他亲眼目睹了战火中“衰老的、被榨干的、被践踏的中国”,中国底层人民因此遭受着各种苦难,但是那些穷苦的脚夫却不需要监督,总是完好无损地把价值远高于他们血汗工资的货物运到目的地……经历无数这类小事后,他认识到只有消除自己是“体面人”的观念,把自己真正置身于中国人民之中,“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
  坚定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
  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医生”有着共同的愿望,就是去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夏,严斐德和白乐夫在重庆拜访周恩来,提出要到西北参加抗战。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周恩来表示无论在哪里都是支持抗战,劝告要求去解放区的“西班牙医生”留在国统区救治伤员。有几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但被国民党发现后都被遣送回重庆。严斐德牢记着周恩来的劝告,同时也始终盼望能有机会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工作。他给弟弟博比的信中写道:“中国这里有些东西,回家之前应当看一看。我同一伙人有联系,他们希望我在旅行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尽快去看他们。我很乐意为此。”他给父母的信中也含蓄地写道,一些中国机构是“值得尽力的”,他也为那些在后方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们治病。他所说的一伙人、这些机构,实际就是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机构。这期间严斐德为共产党员王务安治病时,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1945年4月,在重庆周恩来的住处,严斐德与王务安结为秦晋之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严斐德再次产生了去延安的想法,他对两位西班牙医生海因里希·肯特和埃迪特·肯特说:“延安一定需要我们,假如他们想要对八路军动武。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到那里去帮助减轻痛苦,帮助病人和伤员,必须及时赶到现场。我们知道,国民党在战争期间藏起了多少武器和飞机,准备用来反对毛泽东。”但是严斐德去延安的想法仍然没能实现。1946年1月,他转赴江苏继续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为使救济物资不受政治干扰地进行公正分配,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越过国共占领区分界线,亲自到解放区考察,返回后极力争取以最快速度向解放区受灾群众送去救济物资,他还为解放区做了大量其他公益性工作。此后直到返回奥地利,严斐德大部分时间都在解放区度过,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饱经战火的土地上忘我地工作、为革命和自由而献身,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1947年12月,严斐德和王务安返回奥地利。他撰写了《中国胜利了》一书,该书中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揭露他亲身经历过的国民党党政军的腐败,赞扬他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民主、平等及英雄主义精神。他因此坚信,中国人民“正站在一场大革命的中心;这场革命势必推动亚洲殖民地和封建国家的千百万人,使他们也投身于革命行动中”。
  1953年,严斐德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和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驻远东记者,被派往中国担任常驻记者,他和夫人王务安也一起迁居北京。再次来到中国的严斐德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他的足迹遍布新中国各地。1953年,他作为记者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954年又先后到达越南和日内瓦,报道越南相关情况,他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新闻报道、文章与诗歌。1955年4月,严斐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采访亚非会议,由于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飞机在途中坠毁,严斐德罹难牺牲。
  严斐德是一名为理想和信仰而战斗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名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勇士。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史上,诚如他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了。(张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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