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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建政台湾的不朽功勋

2022-06-16 11:07:34    福建日报

360年前,郑成功以明朝藩王的名义,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件事奠定了郑成功“中华民族英雄”的崇高地位。然而,在国际殖民势力猖獗和国内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仅仅军事占领并不能一劳永逸,与武力收复同样重要的是按大明体制建立台湾地方建置,进行行政管理。这是确保台湾在版图的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过人的战略眼光

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最早观念,是中国东南“门户”,由设在澎湖的官方机构进行管辖。郑成功收复台湾,师出之名是行使对台湾故土的主权,战略意图是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因此,对于武力上收复台湾和行政上管理台湾,郑成功都有深思熟虑的韬略。

郑成功大军登陆台湾后,迅速形成对荷兰人盘踞的台湾城和赤崁城的分割包围之势,经过激战,不久就打下赤崁城,随即下令:将已经收复的赤嵌地方改为东都明京,台湾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二县,县之下有乡级建置,称为社;澎湖原已设镇守游击,现升为安抚司,安抚使为武职地方官,兼理军、民两政。于是,一府二县成为中国正式设治台湾本岛最早的地方建置。天兴、万年之名,寄托着郑成功对明朝复兴、国祚永续的期望。

郑成功在台湾设郡县时还是大敌当前,台湾城里还盘踞着荷兰重兵,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堡和充足的粮食、弹药储备,准备顽抗到底。可以说,更加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军务倥偬,郑成功何以不待台湾全面收复以后再来统筹地方行政建置,而急于在战事正紧的间歇中去设置郡县?

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在郑氏集团内部以及整个反清阵线,对于收复台湾的思想并不统一。一些人或基于对明朝的“愚忠”,希望郑成功挥师内地,与清军周旋到底,以求翻转局面;或囿于金、厦弹丸之地,以为足以纵横于海上,因此很难理解郑成功“开疆辟土,垂业万世”的战略意图,缺乏长期立足台湾的思想准备;有的将领到台湾以后,无视郑成功的严厉约束,竟然抢掠民间扰乱地方。设置郡县,则足以进一步表明郑成功以台湾为基业的决心,有利于整肃军纪,理顺军队与驻地民众的关系。

其次,随着驻台时间的迁延和到台军队的增多,军粮供应问题日益紧迫,尤其是初次攻打台湾城受挫后,郑成功改用了长期围困,“俟其自降”的策略。贯彻这一策略,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后勤供应,只有建立健全的地方行政工作系统,才能确保既不扰民又能得到物资供应。

因此,一府二县和澎湖安抚司的设立,体现出郑成功过人的战略眼光。

强化闽台一体格局

1662年2月,荷兰人投降,郑成功占领台湾城,又进行了一番政治建设。他“祭告山川神祇,改台为东都,附红毛城,置第宅居焉”,设立安平镇,管辖原台湾城周边地带,改名王城。不久,郑成功病逝,他儿子郑经进一步完善了台湾地方行政建置。

郑成功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澎湖安抚司、安平镇,除了整肃军纪、明确战略意图和解决军粮问题的需要,还与他在厦门的政权建设经验有密切关系。早在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就以抗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与部属商议仿权力中枢设立六官体制,并设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分管政治事务。后来,因有人谏议不宜僭设司务,改司务为都事。又增设六察官加强议政监察。

在地方行政建置方面,则将厦门从同安县辖下的中左所,升格为州级建置,称思明州,顾名思义,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在此之前,已任命参军举人林其昌代理海澄县事。这就是说,思明州已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地方行政建置的实践,而海澄县知事的任命,也表明他对所控制地方行政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郑成功在金、厦抗清时,已建立起一整套从权力中枢到地方的完整的行政建置系统。收复台湾后,建立东都明京,增设一府二县和澎湖安抚司,只不过是其政权建设的继续。其时,闽粤浙沿海还有诸多地方,如南澳、铜山、崇武、湄洲、南日、海坛、三都、舟山、海门等岛,以及部分沿海陆地,都还在郑成功的有效控制范围内,这些地方加上金、厦、台、澎联为一体,便成为明郑政权的基本地盘。

闽台一体的建置格局,强化了两岸行政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台澎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郑成功充分利用了他的独特政治资源优势。一方面,他非常注重保持政权建设的正统性,对明朝宗室尊奉有加,对明朝遗老予以礼待,“军国大事,时咨问焉”,这让明郑政权的正统性得到广泛认同。

另一方面,他非常注意搜罗福建民间饱学之士,在厦门设立储贤馆、育才馆,招募地方精英,罗致政教人才。在官员任用方面,尽量多地使用福建科举人才资源,连横《台湾通史》写道,郑成功入台后,“士大夫之东渡者盖八百余人”。这些人才在后来台湾政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刚刚从荷兰殖民统治下收复的台湾尽快实现祖国化、文治化、内地化,具有深远意义,乃至成为后世闽台一体的地方行政建置的嚆矢。

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为强化台湾管理而增设的巡台道,还长期驻扎在厦门,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明郑地方建置的成果。

延续对台行使主权

早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初,明朝福建地方官员就注意到台湾海防门户的重要地位,采取许多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荷兰人占据台湾,福建一些官员一直都有不可让荷兰久驻,必须“用间方略,以靖余孽,以永奠南陲”的打算,民间有识之士甚至有“郡县彼土之议”,只因当时明朝内忧外患,一直不能将这些计划和提议付诸实施。明室南移后,反而使收复台湾的条件逐渐成熟。

郑成功作为南明栋梁,始终效忠于明王朝。他被隆武帝赐国姓,以“国姓招讨大将军”的名义行事,后来又尊奉永历帝号,受加封延平王,先后被赋予“许其便宜任用”官员,武职可至一品,文职可至六品,甚至可设六部主事的权力。他所实行的一系列中枢和地方建置,即使在中国正统的礼法中,也是名正言顺的。

郑成功所设六官体制,衍变自朝廷六部,称六官而不为六部,说明郑成功在处理尊奉明朝正朔和非常时期“便宜行事”的关系方面,是把握了较好分寸的,符合特殊时期谋求明朝复兴“分理庶事”的实际需要,不存在“僭越”的问题。明郑政权也不是“伪”政权,它与明朝的关系,是一种明确的君臣关系和政权延续关系。它到台湾后的一切政权建设,都仍具有明王朝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正因为郑成功能够自觉地维护这种正统性,他才能得到效忠于明朝的遗臣和知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当他以明朝“藩主”身份向荷兰殖民者索还台湾领土时,荷兰殖民者除了百般抵赖和武力抗拒外,在法理上也无法予以有效辩驳。

荷兰是较早开展海外殖民的国家,在殖民过程中没少遇到主权争议,因此荷兰人也较早对殖民扩张时代国际关系的处理原则进行思考。在西方国家,关于领土争议,很早就有“先到者有优先权”的格言,把这一格言引入国际法原则的,正是17世纪初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

因此,当初荷兰殖民者来到台湾,心知肚明台湾的先到者是中国人,台湾土地“属于中国皇帝”。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编造了一个“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的谎言,作为窃据台湾的理由。所谓皇帝“赐予”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利用了明朝福建地方当局暂时无力驱赶的事实,得以在台湾立足。当郑成功以明朝“藩主”身份率大军兵临城下,严正宣告要收回台湾故土时,荷兰人既无力坚守,在法理上也再无法理直气壮地抗拒。

因此,郑成功收复台湾并设立行政建置,是中国正统王朝行使对台湾领土主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明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对国家固有领土的一份守持。这份守持的遗产,必将由中国后续的当政者所继承,而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也将永垂青史。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许维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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