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中的朴素农业生态观

明代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末科学家，自幼常因家贫而从事农业活动，他深感百姓之苦、国家之贫，存“治国治民，崇正辟邪”之志，潜心研究农业问题，形成专著。该书撰写始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终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徐光启弟子陈子龙修订完成并刻板付印。
　　《农政全书》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总结了清代之前的农业科学技术。全书内容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十二目六十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光启以“农”“政”辩证关系为基础，展现了经济、技术与农业生产部门相统一的“大农业”系统观和生态观。《农政全书》的精要之处也在于，徐光启并没有仅仅将农业问题拘泥于对以往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总结，而是将目光放到了更为长远的政治生态上，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相结合，使《农政全书》超越了以往的纯技术性的农业书籍，集中表达了徐光启以农治国的农业生态观。
       时宜
　　传统的中国农业观讲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董仲舒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副天数，应当顺天而为。徐光启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生养庄稼应当是天、地的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徐光启阐发出四时之动，应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是月也……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麑毋卵”，春季万物生发繁殖，应禁止伐木，禁止破坏鸟巢，禁止杀幼鸟幼兽。“季夏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有斩伐”，夏日正是万物长养时节，命人进山查看是否有人砍伐生长的树木。“防雾伤枣……麻散落于树枝上，则可避雾气。”秋日对作物进行防雾、防冻准备。“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冬季，没有存粮的农户将走失的牲畜带回不应追责，山林薮泽有蔬食或可以田猎的禽兽，官吏应指引民众去获取，有相互侵夺者，论罪不赦。
　　徐光启提出用“草壅法”植棉，“用黄花苕饶草后壅者。田拟种棉，秋则种草，来年割草壅稻，留草根田中，耕转之，若草不盛，加别壅。或种大麦、蚕豆等，并掩覆之”。田拟种植棉花，使用黄花苔多草后堵塞的，秋天种植草，明年割稻草堵塞，留草根田中，耕地流转，如果草不多，另外堵塞。或者种植大麦、蚕豆等同时覆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草壅法是农业生态循环利用的系统方法，是顺应自然，改善自然条件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
       土宜
　　“谚曰‘歇田当一熟’，言息地力也。”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的生养能力是维持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土壤的形态、密度、成分、酸碱度等都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如对于碱地，徐光启就建议种高粱，且宜清明前后播种，“秦中硷地，则种薥秫。下地种薥秫，特宜早，须清明前后耩”。
　　不同时节，为维持地力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在此基础上提升施肥技术可增强地力，“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面对人地矛盾与地财矛盾，徐光启在尽力保证农家有收获的同时，采取土地用养结合的方式保持地力，优化农作物的生长与土壤的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经济作物与农作物的种植周期，徐光启主张棉花种植以一年一熟为宜，稻棉轮作，限制棉花的种植周期不超过三年，同时注意“周田作岸，积水过冬”，以改善土壤，减少杂草和病虫害的发生。在养护地力的同时，也需要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徐光启认为个体小农户如果占田过多，力不能耕，会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国家对这种情况应采取措施予以限制。“而广虚之地，数口之家辄田二三百亩，卤莽灭裂，丰年则为薄收，水旱则尽荒矣。此上之无法以教之，无制以限之故也。”
       水利
　　“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徐光启苦心于水资源难以使用、南北水资源不均、朝廷政策无力等，在《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水利思想在《农政全书》中占据全篇五分之一，为解决水资源之缺提供了系统性、针对性的科学技术方法。
　　“故用水一利，能违数害，调燮阴阳，此其大者”。在如何辩证看待自然灾害和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徐光启在治水问题上将除害作为基础，将兴利作为目的，这就显示出他与以往传统农学家的不同，徐光启认为处理水害就是养民。徐光启关注到明代统治者把河运放在治理河道首位的做法，以运害农，治水却治标而不治本的错误方针，指出东南用水生谷，西北用水漕运，这是费两份水利而只收获一份谷物的低效方法，不可因为南北通运而降低农运的重要性，将水害寄希望于改道，为协调这一矛盾，徐光启在天津试验垦殖，主张在北方实行屯垦，改变南粮北调的局面，以巩固国防和民生。徐光启谈水利问题要着其根本，“不在源，即在委，源恒流，委恒汤者，故无骤溢骤于之患”。对于地方府县图增一邑之赋，实失数州之赋的得不偿失之举，也应当加以纠正，改堤为桥，复田为湖，变灾为利，“凡湖皆自然淤淀，但不宜多作田以尽之，使水无所容耳”。
　　针对西北地区干旱、荒废耕地的问题，“西北之地，夙号沃壤，皆可耕而食也。唯水利不修，则旱潦无备。旱潦无备，则田里日荒”，徐光启提出了“用水之术，不越五法”，即五水之术的旱田用水方法，其主旨是依据水资源的不同情况，如地表水的“源、流、潴、委”，即地下泉水、江河塘浦、积水和海潮沙洲等种种水资源，可采用引水、调水、蓄水、提水等技术措施加以利用，灌溉农田。针对东南水利多涝问题，徐光启则提出“河港泄泻，围岸堤防，闸窦乘除”的治水方案，在低洼地带修筑圩岸以阻挡洪水，在圩岸上修建闸窦以利排灌，在沿江沿海及高、低田分界处修建闸座，以防江海水倒灌。
      人力
　　明代晚期，南北农业发展不平衡，南方人多地少，北方地多人少，人力与地力均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南方地区百姓无田可耕，纷纷“为末富、奸富”之业，而北方由于地广人稀，荒田闲置“内则关、陕、襄、邓、许、洛、齐、鲁，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弃而芜之”。与此同时，农业也经受着工商业的冲击，农民不超过十分之三，勤劳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一个人生产的，数十人使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人地矛盾。徐光启提出“均民”主张，即将南方过剩劳动力移于北方荒旷之地从事耕垦，以此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除强调人力重要性外，还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予以肯定。徐光启引述丘濬之观点：“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况地乎？”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风土说”。徐光启的农政立足之点仍然是在“人”上，他的“荒政”一目共十八卷，约二十五万多字。在荒政篇中徐光启提出“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以灾前预防为主、以灾后救助为辅的荒政思想，表达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理念。对待社会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上，徐光启提出了著名的“财银之辨”，银钱仅是衡量财之多寡的手段，其本身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粟、帛才是真正的财富，能够解决社会人口的生存问题。（刘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