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改革”要协同

2023年的经济要进一步复苏，大家对此多有期待，首先是期待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形成合力，是当前各项政策协调中的一个重点。

我想强调的是，想要推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来支持经济复苏，首先要看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若是不总结疗效，只是加力开处方，可能会陷入认识误区而导致新的公共风险。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是预期转弱，尚未实现根本扭转。这一年多来，预期转弱的压力依然存在。例如，从民营企业投资来看，其投资占比原来超过60%，而现在下滑到了55%。如果以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即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度加码，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或许都难以形成合力。且这种情况下，政策效果会递减，一再加码或将导致更大风险。

如果市场预期没有转变、市场积极性没有起来，投资意愿不强叠加消费意愿较低，这种情况下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也意味着，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其中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会被削弱，资源的配置效率或将下降。经济增速事关我国“十四五”目标、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经济本身陷入“低速轨道”，依赖政策加力来提振，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风险就会变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估计。

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就必须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前提被削弱，市场的内生动力不足，恐怕政府发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调整，即不能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更多要靠改革举措。

改革是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特别是国有、民营经济要有动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那毫无疑问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改革或改革推进不力，或者用宏观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经济复苏依然处于疲乏状态。所以，如何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时在改革上发力，让“深化改革措施”与“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仅从政策层面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对逻辑关系做一个调整，即改革的加力提效应当作为前置条件放在首位，政策协同的加力提效位于其后。换言之，应改革举措放在前、宏观政策做配合，前者为后者创造条件、扩大空间。从眼前和长远来看，这种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的协同效果将会更好。当前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还是要从改革入手。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可以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发力，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从而进一步疏通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一定障碍，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有待改善。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在递减，意味着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要把现存的体制基础问题解决好，首先要健全财政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财政体制、预算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资本市场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共同体制基础是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制度。我们的金融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完全是按照市场的信号在配置资源。由此，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资本、资金，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之举。

上述这些体制基础问题的解决，必须和现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安排。这是当前政策发力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

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