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是如何认识印度洋的

历史上印度洋对于西方人有着特殊意义，代表着东方的财富以及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到达印度寻找财富成为西方人的夙愿，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航路时期。由于天然的地理阻隔，古希腊罗马社会对印度洋的认识远不及印度洋周边族群，其关于印度洋知识的获取主要有两种方式，即现实的亲历与间接的想象。
    （一）
　　古希腊人在印度洋的航行较为稀少，相传波斯国王大流士麾下一位希腊将领斯凯拉克斯曾率海军入侵印度河，但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东方时，希腊人才更多涉足与东方的交往。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将领尼亚库斯曾率领舰队从印度航行到波斯湾；亚历山大亦曾派遣队伍从波斯湾与红海探寻海路。亚历山大逝世后，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分别占领波斯湾与红海地区，公元前2世纪中叶波斯人占领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让希腊人难以通过波斯湾与印度保持交往；希腊人则主要在托勒密王朝通过对红海与亚丁湾等前哨地区的征服，涉足印度洋事务。此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印度洋航行有关的希腊人士，如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二世舰队司令与地理学家提摩太尼，公元前2世纪的阿基波斯以及第欧根尼、西奥菲洛斯等，其中第欧根尼与西奥菲洛斯对印度洋的了解来自于个人亲历。
　　公元前30年罗马人占领埃及，通过继承托勒密王朝在红海的遗产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尤其是与帕提亚帝国的矛盾促使罗马人在印度洋探索，因为所有到达罗马的东方物资都须向帕提亚及阿拉伯半岛的王国支付大量通行费，除非罗马开拓一条通向印度的海路。罗马在红海地区不断扩张，通过与阿比尼西亚结盟，势力渗透到阿拉伯半岛与非洲沿线。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奥古斯都时期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曼德海峡到达印度。同时，罗马人试图通过占领波斯湾打通通向印度的航路。罗马将领克拉苏、安东尼等曾多次入侵帕提亚，企图占领波斯湾，但皆以失败告终。2世纪初哈德良皇帝时，罗马帝国的势力深入到波斯湾头；162—168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再次占领波斯湾头，一度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甚至派遣使节到达汉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亦记载大秦（罗马）商人秦论到达吴国。
　　比较而言，由于帕提亚与萨珊波斯的强大实力与地理之便，导致罗马人对波斯湾的控制较为薄弱，呈现出间歇性状态，远没有通过埃及红海地区到达印度洋那样稳定持久。古希腊罗马人主要是通过埃及红海地区进入印度洋，这些活动为其认识并获取印度洋知识提供了条件。
    （二）
　　古希腊罗马人在埃及红海与波斯湾的经略，自然让更多的希腊罗马人航行在印度洋，但是被史籍明确记载亲历印度洋航行的希腊罗马人士并不多见。斯凯拉克斯、尼亚库斯、第欧根尼与西奥菲洛斯等应是为数不多被记载的希腊人士。之后，一位名为希帕鲁斯的希腊航海者，观察到了印度洋规律的季风，并航行到印度，印度洋季风因此被称为“希帕鲁斯”；再有大秦王安敦向汉朝所派使节与罗马商人秦论等。
　　此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罗马人在印度洋的活动。托勒密王朝与罗马人尽管一度打通了印度洋航道，但其在印度洋的活动主要凭借当地航海人士，尤其是托勒密王朝。迄今尚未有证据表明在2世纪图拉真运河开通之后地中海船只通过苏伊士地峡进入红海。即使在运河开通后，从地中海到达红海的船只也极为稀少。罗马帝国大部分时期，印度洋航行与贸易应掌握在来自埃及的人（希腊人、埃及人或其他族群）、阿拉伯人与印度人手中。因此，可以想象在图拉真之前，任何一位航行到印度洋的希腊罗马人更有可能搭乘的是在埃及建造的船只。
　　因此，对比阿拉伯人与印度人等而言，亲历印度洋航行的古希腊罗马人应非多数。这种状况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关于印度洋知识结构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表现为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流传下来的直接关于印度洋知识记载的严重匮乏。的确，无论有多少古希腊罗马人曾在印度洋航行，但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却鲜有保留下来。相传斯凯拉克斯曾撰写过从印度河口到红海的航行记，但并未流传下来。希腊将领尼亚库斯曾著《印度》记载从印度航行到波斯湾的行程，遗憾的是已经佚失，罗马地理学家阿里安《印度》与斯特拉波《地理志》中对其有所提及。托勒密王朝在红海地区探测时曾写下了一批航行记，但仅有少许残篇存留。2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远航印度洋，将其见闻写成报告带回罗马，但此报告亦未存留下来；2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马林努斯曾据此对印度洋地区有所记载，其著作亦未能保存下来。
　　在众多遗憾中，值得庆幸的是1世纪中叶一位来自埃及的匿名希腊人，作为罗马人的臣民远航印度洋到达印度贸易，并记载了由西方组织的与东方的海上贸易，即《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以下简称《周航记》）。此《周航记》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现存10世纪海德堡大学与14—15世纪大英博物馆藏两件手抄本。在现存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中，《周航记》作者通过亲历者的视角对印度洋地区进行了最完整与最权威的记载，是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直接知识记载存留的稀世珍品。
    （三）
　　比较而言，其他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大多源自“间接的想象”，即二手信息，其自身对这些地区并无任何亲历与感受。在古代希腊作家中，希罗多德曾记载绕非洲的航行，此航行是由腓尼基水手完成，而非希腊人。有“现代地理学之父”之称的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厄拉多塞曾著三卷本《地理志》对印度洋地理状况有所记载，主要凭借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所藏地理著述；该书原著已佚失，其部分残篇保留在普林尼与斯特拉波的著述中。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萨勒奇德斯曾著述五卷本《厄立特里亚海》，其资料来源主要为政府文献，原著已佚失，仅存9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节选内容，普林尼与斯特拉波等对其内容有所引用。古希腊地理学家提尔的马里努斯，生前著述大量地理作品，对印度洋有所记载，但亦并非来自个人亲历，且这些作品已经佚失；托勒密《地理志》对马里努斯的地理著述进行了大量参考，构成了其主要的资料来源。
　　在古罗马地理学家中，对印度洋记载尤详的作家以斯特拉波、普林尼与托勒密为代表。斯特拉波曾著十七卷本《地理学》，系统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古代世界，其中大量涉及印度洋沿线国家与地区。作为一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热衷游历，但其足迹主要集中于罗马帝国，有可能参加了公元前24年罗马对阿拉伯地区的远征。斯特拉波《地理学》也主要以间接资料为主，其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收集各类地理资料，广泛采用了古希腊地理学资料，尤其是涉及罗马帝国之外的地区。普林尼在《自然史》写作过程中亦广泛凭借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各类著述，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与《周航记》非常类似；《周航记》甚至被认为是普林尼关于印度洋知识的直接来源。托勒密常年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其所著《地理志》对希腊罗马人的地理知识进行了全面讨论，主要参考了提尔的马里努斯的地理著作，尤其关于非洲东部海岸等印度洋地区的记载。3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塞美鲁所著《地理简图》亦多参考托勒密及其他早期地理学家作品，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也是源自二手信息。
　　因此，在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现存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中，主要源自于对历史上相关印度洋著述与文献的综合与继承，从知识形成过程表现为对印度洋知识的不断汇总与叠加，鲜少来自个人亲历与直接获取，呈现出“间接的想象”认知特征。承袭前人成果的书斋学者成为主流，前辈先贤的著述与官方文献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并以此塑造了古希腊罗马社会关于印度洋的知识结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存在多少讹误，但却显示缺乏对印度洋知识的直接获取，知识更新自然比较滞后。
　　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代表着西方社会对印度洋的原初认识，其知识来源体现了西方社会关于印度洋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此种状态亦符合传统以来西方对东方及其他未知世界的认知。由于地理阻隔，古代东西方缺少直接交流，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多依赖二手信息，自然存在一些“间接的想象”成分，反之亦是如此。此种认识差异的消弭有赖于双方交流与直接知识获取的增多，唯有此才能将更多的想象变为真实的认知。（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