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剑的战斗者

一月的辽西，天寒地冻，空气似乎要被冻僵，呼啸的疾风狂躁地在空旷的大地上形成一个个偌大的漩涡。走在冰雪未消的乡间小路上，寒风犹如一把利剑，无孔不入地钻进衣袖，使寒冷席卷而来。到了锦州市凌海西部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在一排朴素的民房中，一个对开木门立于仿古屋檐下，如果不是旁边两块刻有“萧军故居”的匾，并不太容易引起路人的注意，这里便是革命文学作家萧军人生开启的地方。
　　故居门前两棵高大的柳树，虽已退却夏日的繁茂，而粗壮的枝干直立高耸，像手执利剑的勇士，又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久立于门前，时刻守候着这处文化旧宅。斑驳的门板上镶着褪色的铜钉，推门而进，“吱呀”一声，木门发出绵长的声响，晃晃悠悠，拉开了百余年的光阴。
　　进门迎面而见便是照壁前萧军老年时半身塑像，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面部棱角分明，彰显着萧军性格鲜明、坚强奋斗的一生。身后照壁上刻着其生卒年份1907—1988，下面写着四个烫金大字“作家萧军”。绕过照壁，一个典型的旧时辽西农家小院映入眼帘，院头两侧整齐排列着石碾子、套车、水井、饮马槽、拴马桩等用具，安静诉说着院落主人昔日的勤勉持家。院墙大多已翻新重砌，青砖齐落，只有东墙后半截特意保留原貌，由碎石和着黄泥枯草砌成，一人多高，岁月侵蚀下，已略微有点倾斜，用木头栅栏围起来保护着，旁边立一个牌子写着“萧军故居老山墙遗址”，寒风中屹立，悠悠讲述着一百多年来的沧桑故事。院内有三座房屋，正房是萧军及家人的起居室，虽已修葺，却力争保持原貌并陈列着萧军生前用品。两侧的厢房，改造成了展示萧军生平事迹的陈列厅。
　　走进正房，跨过木门槛，映入眼帘的便是东北农村住宅典型进门设计，低矮的大灶台，上面放口大铁锅，当地称这里为“外屋地”。既是为全家做饭的厨房，也是漫长冬季取暖的“锅炉房”，还是存放常用物品的小仓房。灶台后连接着全家人睡觉的炕，做饭烧柴的温度随着砖头传递到炕上，东北人就靠它度过一个个严冬的夜晚。灶台对面放一张书桌，桌上整齐摆放着笔墨纸砚，两个镇纸把一摞宣纸压得十分平整，想来萧军儿时便在这里读书习字，背靠灶台的温暖，侧进日光的明媚，幸福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步入卧室，迎面一副对联，上联：竹露乡济酣客梦，下联：荷风香送助诗情，横批：富贵寿考。对联的内容考究，寓意深刻，将一个东北乡下普通民宅的文化底蕴提升了许多。萧军自幼丧母，父亲是一位木匠，家中虽比较清贫，但十分重视后代教育。在萧军10岁那年，其父亲迫于生计到外地谋生，为了利于培养孩子，全家搬到了吉林。萧军继续读书深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从此文武兼修，成人成才，既没有辜负父亲的栽培，也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两侧厢房，用图片、文字加物品陈列的形式展示了萧军的平生。共分12个单元，完整详实记录了萧军的一生。其中浓墨重彩的是萧军坚持革命、投身鲁门和在延安三部分内容。
　　1928年，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萧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中共地下党活动。1929年5月10日，《盛京时报》发表萧军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萧军以“酡颜三郎”为笔名，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从此开启了他以笔为剑、以墨为刃的战斗生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反抗，萧军也立志同日寇抗争到底。他先是与战友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潜入哈尔滨继续进行反满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萧军解救困顿中的萧红，二人志趣相投，共同以笔为枪进行抗日文学创作，并开始使用“萧军”“萧红”作为笔名，寓意“小小红军”。1933年，二人共同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了东北人民的抗争精神和伟大壮举，引起很大反响。
　　二萧的抗日文学作品不断发表，引起日伪统治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四处躲藏，在困顿无望中寻找出路。1934年他们写信给鲁迅谋求帮助，不承想鲁迅竟在收到信后当夜回复，肯定他们的斗争精神，并表示愿意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复信点燃了二萧追求光明的信心和希望，当年年底二人来到了上海。鲁迅拖着病体亲切会见了来自东北的两位爱国进步青年，并在生活和创作上给予极大帮助，亲自审阅修改他们的稿件，高度赞誉萧军所著《八月的乡村》，并为其写下激动人心的序言，称它是“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与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八月的乡村》果然不负众望，出版后深受欢迎，一连再版，销售一空，被誉为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此书奠定了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鲁迅的这份恩情，萧军记了一辈子。先生去世后，萧军为其守灵、料理后事；送丧时，他担任万人送丧总指挥；安葬时，他发表的致悼词声泪俱下，感人至深；之后每个纪念日，萧军都念念不忘，横跨几十年，一直坚持发表相关作品予以悼念；萧军晚年专门刻了一枚“鲁门小弟子”的印章随身携带。萧军如此执着感恩，重情重义的个性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的延安，吸引了大批向往先进和光明的文化青年。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圣地。土窑洞里，延水河边，处处谈笑皆鸿儒。这期间，萧军两次来到延安，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和接见。1940年萧军第二次来延安，看到这里的一切那么充满生机，他决定留下来。一边从事大量文化工作，一边继续撰写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和《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由于他犀利的性格，萧军一度萌生了离去的想法。他与毛泽东辞行时，提出了关于延安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诚意挽留并请他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收集资料。1942年5月2日，一百多名延安文艺界骨干汇聚一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开场以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为大会作了开篇首讲。时隔八十多年，艺术家们的热烈讨论和毛泽东的精彩总结依旧响彻在延安红色大地的上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指引着方向。
　　走出故居，结束寻访，回望这座典型东北建筑风格的小院，久久不愿离去。曾经在关东广袤的黑土地上，面对山河破碎，以萧军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呕心沥血，在敌人的铁蹄下不屈不挠，将粗犷的地方风格和深切的爱国热情深深融合，笔耕不辍，创作出锋芒锐利的文学刺刀直逼侵略者的心脏，这种精神数十年赓续于白山黑水之间。（李波 潘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