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的传统书院自唐末五代诞生到清末改制，经历了千余年。士大夫的经世情怀使他们和传统书院相伴而行，在他们的坚持和推动下，书院仍然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对中国文化传承、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作出了特殊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书院兴办的主持者
具有经世情怀的士大夫兴办了书院，书院培养的士大夫又加入到兴办书院的行列中，推动着书院加速向前发展。
唐末五代到北宋时期，随着社会政局由动荡趋向稳定，书院获得很大发展，选址也由傍山带水、林茂泉清之处逐渐转向城镇或郊区。南宋以后至清朝，理学和书院呈现出一体化迅猛发展态势，许多信奉理学的士大夫，如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湛若水、左宗棠、李鸿章等热衷于兴办书院，且大都带头捐俸，积极投身到兴办书院的行列中。朱熹每到一个地方做官，均把兴办书院放在首位，如在闽北建阳、武夷山创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还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于贵溪建造象山书院，吕祖谦在家乡金华建造了丽泽书院。这些理学大师的弟子们也纷纷在各地兴办书院，像朱熹的好友、南宋宰相赵汝愚就曾经在家乡余干建造了东山书院。明朝嘉靖年间，王学兴盛起来，内阁首辅徐阶居然以阳明弟子自居，在京师的灵济宫开讲王学。王阳明兴办了多所书院，临终之前还在南宁兴办了敷文书院。王学门人也在各地纷纷兴办书院，如绍兴知府南大吉重修了稽山书院，文学家汤显祖在广东徐闻县任典史时，建造贵生书院，后任遂昌知县时，又建相圃书院。礼部尚书、理学家湛若水在全国各地兴办书院几十所，仅在广东就建立了不少书院，如西樵的云谷书院、大科书院，广州的天关书院，罗浮的甘泉精舍，增城的明诚书院，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和番禺的鳌峰书院等，弟子多达数千人。清雍正帝继位以后，大力支持书院发展，士大夫兴办书院的热情更加高涨，下自县令、知州，上到巡抚、总督，多身体力行，像阮元、陶澍、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地方大员，都投身到书院建设的大潮中，这些官员所到之处，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己任，或建造新的书院，或修复已有书院，如左宗棠主政西北时，根据《左文襄公在西北》统计，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六年，兴办尊经书院等共计20多所，修复仰止书院等16所。
经过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的努力，到了清朝，东北迄黑龙江、西北至新疆、西南到云南、东南达台湾，均兴办了数量不等的书院，使书院教育普及到边疆地区，儒家思想也随之传播到边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书院教学的主讲者
士大夫还是书院教学的主讲者，他们或在为官一方时到所在地的书院进行讲学，或在致仕以后做了书院的主讲，还有的士大夫一生热衷于书院讲学，难能可贵的是，晚清时期的许多士大夫在书院讲授西学，使书院成为维新阵地。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一生除短时期踏入仕途外，大部分时间在书院讲学，如他在洛阳伊川自己建造的伊皋书院讲学20年，与其兄程颢一样，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圣人，在于教育后生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兄弟二人还长期在嵩阳书院讲学，使嵩阳书院和伊皋书院成为理学的重要发源地。朱熹一生在地方为官的同时，从事书院讲学长达20多年，曾经在石井书院、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月林书院、石洞书院、瀛山书院、东山书院、岳麓书院等20所书院讲学，宣传他的理学思想，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明朝士大夫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王阳明及其弟子更是对书院讲学情有独钟，一生和讲学结下不解之缘，明朝嘉靖三年，王阳明应绍兴知府南大吉盛情邀请，讲学稽山书院，传播“知行合一”学说，来自湖广、广东、直隶、南赣等地的士人“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听者无不惊为天人。王阳明讲学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他在平定朱宸濠叛乱的过程中，还在给生徒讲学。
那些有名的书院成了士大夫聚集讲学的场所，如白鹿洞书院，明朝时就曾经有解缙、胡俨、王阳明、湛若水、罗洪先、李梦阳、李贤、李龄等人到此讲学，其中，文学家李梦阳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又如衡阳的石鼓书院，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王学大师湛若水数次到此讲授“体认”之学，邹守益亦在此传播“良知”学说，其他王门弟子蔡汝楠、蒋信、赵贞吉、罗汝芳、孙应奎等，还有茅坤、李渭等其他流派的理学家，也曾到石鼓书院讲学，湛若水甚至以80岁和90岁高龄两次到石鼓书院讲授《孟子》，一时间，诸士列侍环听，“宛然一邹鲁诛泗之风也”。清朝时期，士大夫仍然热衷于书院讲学，书院成为宣传理学的重镇，成为考据学的学术中心。清康熙十年，著名理学家李顒南游无锡的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不久主讲关中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是汉学皖派学者聚集地，皖派的汉学大师方楘如、江永、凌廷堪、汪绂、汪龙等，都曾在此讲学。考据学大师，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重臣阮元，名儒王昶和孙星衍都曾经在杭州的诂经精舍讲学。章太炎的老师俞越，更是主讲诂经精舍31年。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书院开始传播西学，如上海的龙门书院、求志书院，陕西泾阳的味经书院和天津的问津书院等。
书院运行的保障者
士大夫掌握着书院山长选拔、经费管理等方面的权力，通过制定书院学规、章程，使山长选拔、经费管理等制度化、规范化，保障书院正常运行。
书院山长不但负责教书育人，还担负日常管理的责任，对书院日常运行至关重要，所以山长必须是品德高尚、学问高深的人，一般由“经明行修”“学行兼善”的进士或举人担任。元朝、明朝和清朝中期以前的书院山长大都由官府聘请士人担任，这种由官府掌握山长聘用权的形式，被称之为“官聘”。如江西的地方官员常常为白鹿洞书院延请山长，明成化三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聘请理学家胡居仁为白鹿洞书院山长（又称洞主）；成化十六年，江西提学副使钟成又聘请胡居仁担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明朝中期以后，有的地方书院山长开始由乡绅“公议”，然后禀明官府，由官府备官聘请，此谓“公议官聘”。清乾隆朝后期，书院山长由“公议官聘”产生的日益增多，再后来，很多地方书院山长选聘权由乡绅，即居乡士大夫“公举聘请”，不再报官府备案。很多山长爱岗敬业，如左宗棠担任渌江书院山长时，书院出现了“人人奋勉，气象一新”的局面，张佩纶担任天津问津书院山长时，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其门生、“南开校父”严修对人说，他能有今天的长进，没有先生的“督责之力不及此”。
为了给书院的日常运行提供经费保障，士大夫往往慷慨解囊，或捐出俸银，或捐献田产，或拨出公田及被罚没的土地，或以公帑置田以助书院。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曾捐赠白银50两资助白鹿洞书院增置田产，御史陈锉为白鹿洞书院置办田产432.6亩，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为白鹿洞书院置办田产408.9亩。清朝官府鼓励个人向书院捐资，对于捐献有功者或者赏官晋级，或者给以匾额作为奖励，更加刺激了士大夫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书院则把平时结余下来的银两交给店铺或者当铺，每年收取一定的利息，作为书院的稳定收入，这种方式到了清朝尤为多见。清朝中后期，乡绅在地方书院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乡绅组成的董事会负责书院管理，除去前面提到的选聘山长之外，还负责管理书院经费，董事每年将书院一年的经费收支和存储情况，造册张贴，并且一份送给地方官府，一份交给董事会，目的是“永远备查”，接受监督。（赵连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