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大清一统志》：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史书纂修，从体例到内容不断进行丰富与完善。一统志是传统舆地总志的新发展，元朝所修《大元大一统志》开一统志体例先河，明朝沿袭，纂成《大明一统志》。清朝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共成三部《大清一统志》。嘉庆一统志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也是一统志体例的历史终结，在内容上集历代大成，记载了自清朝兴起至盛世期间国家疆域的变迁，特别是边疆地区如何被纳入到中国疆域版图中的历程，蕴含着鲜明的“大一统”意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
　　嘉庆朝决定重修《大清一统志》，最初是为国史馆正在撰写的《地理志》作参考。当国史馆调来已经成书的乾隆一统志时，却发现该书在内容上存有诸多错误、缺漏，“编辑未全，殊难移交作为根据”。因此，拟对乾隆一统志展开“纠旧误”“补旧阙”“续新篇”的三项工作，这实际上催动了一部新一统志的纂修。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三月，国史馆立即拟订章程，敦促迅速办理，“立限二年，将全书纂校刊刻”。当时国史馆正在编纂国史表、志、传诸书，再无暇兼顾，因此，从内阁、翰林院中选派专门史官负责。但是，在整个一统志编纂过程中“史无专官”的特征较为明显，出现了史官频繁更换的现象，“升迁离馆，更换不一”。然而，每易新史官，势必要对文本内容逐条复检，这就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修书进度。
　　就国史馆内所设各职来看，可谓是分工明确、协作进行。总裁、副总裁由皇帝极为倚重的高级官员担任，全面主持管理并上奏馆内诸事。提调官负责馆内一切具体事务，如督促史官功课、汇报修书进度等，“专责于提调”是对其职权的真实写照。纂修官是志书文本书写的核心力量，根据需要，上设总纂官，负责审核体例、考订缺讹、详查书稿；下置协修官，是为纂修官的备补人员，直接参与稿本书写。馆内同时有校对官、誊录官、收掌、承发、供事等，是为一统志的佐修人员。国史馆还制定了考勤、功课、桌饭银两、议叙等制度，用来约束和鼓励各官。完善的史官职掌与系统的管理制度成为一统志成书的重要保障。
　　一统志在编纂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那就是各省对方志资料一再拖延。作为官修地理总志，一统志资料选择自下而上的获取方式，所谓“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汇集为府志，再将其辑为省通志，最后才汇编成一统志，调集全国的方志资料也就成为决定一统志成败的关键环节。一统志纂修之初，国史馆就行文各省，要求将资料“半年内全行送馆”，这显然是对搜集难度的严重预估不足，至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依然是“各直省未经咨送者甚多”。面对诸省的“因循积习，视为具文”，国史馆总裁托津表示一统志工作“碍难办理”，这也致使在嘉庆朝近10年时间内都未完成。道光帝登基后，尽管一统志已经纂修过半，但依旧存在着“其余尚因外省文册未全，不能一律全竣”的拖延现象，于是，道光帝敕令各省要在半年内呈送资料完毕，两年内成书，显然，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统志纂修时间持续如此之久，这是国史馆在开馆之初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的。
　　实际上，根据一统志文本进呈给皇帝御览的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十二月之后。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二月，一统志稿本才最终完成，共历时31年。此后，又进行了诸多校改、修订，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工作宣告完成。
    （二）
　　嘉庆一统志含正文560卷，凡例、目录2卷，记载了从开国初沿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全国疆域的信息。一统志按照地域把全国划分成“统部”，逐一记载各地内容。除京师外，共有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18个统部，另设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边疆三统部，用来对“三北”地区进行系统书写。
　　蒙古统部地域“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踰绝漠，袤延万余里”，这与乾隆一统志“旧藩蒙古统部”所载相同。统辖地区也是对“新旧藩蒙古统部”29地的全部继承，仅是把乾隆一统志独立成编的西藏列入其中。“新疆统部”所辖30个地区是在完全合并续修一统志“西域新疆”“新疆藩属”基础上，补充了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玛尔噶朗、那木干、布哈尔。鉴于乌里雅苏台在整个西域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单独设一统部进行书写，下辖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三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疆地区实际上早在乾隆朝就已完成统一，此后并未发生大变动。嘉庆一统志只是进一步将其明确下来，因此，整个时间沿革下限也多与旧志相同。从其记载统一的内容来看，也多集中在建城、设官、内附三个元素上。
　　一统志每一统部下，又按照“类目”对该地详细进行书写。就总目来看，共有27类：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康熙、乾隆两部一统志“仿前明李贤所撰统志之例”，并不设盐课、关税专条，因此，此次重修，“税课”是为首创，以彰显清朝税收法制修明、规条详备。但税课仅出现在各省统部中，边疆三大统部却不见任何踪迹。
　　事实上，一统志为实现对边疆地区特殊域情的记载，在总目基础上又有意进行了诸多细目的调整。蒙古统部以建置沿革、山川为基，外加古迹、陵墓、祠庙、寺观、风俗、土产等不一，并设置了旗分、封爵、驿站、度漠驿站等。新疆统部与乌里雅苏台统部也根据当地实际设置了封爵、晷度、属境、台站、卡伦、营塘、属部等。得益于总目与细目的相配合，把国家疆域版图上最为丰富的地理信息完整展现出来。
    （三）
　　嘉庆一统志是“大清即中国”的历史记录，反映出清朝具有鲜明的中国意识。一统志在书写每一地区时，“建置沿革”成为必设类目，以此阐明该地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历史沿革关系，最后在叙述与清朝关系之时，直接以“本朝”自称开始。这表明清朝是把自己当作历代中国王朝的延续。一统志在书写清朝与朝贡诸国关系时，又自称“中国”，且每论及一国，开篇即考证该国何时与中国“相通”，显现出清朝是以中国身份与外国进行交往，表明清朝与历代王朝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新清史”极力宣扬的“清朝是满洲帝国”之言纯属谬论。
　　嘉庆一统志重塑起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业已开始酝酿。清朝自入关后，为实现王朝“正统”，一直努力淡化边疆“四夷”意识。特别是随着疆域“大一统”的实现，“四夷”不再是边疆的附属者，已与内地各民族混杂在一起，边疆内地一体化成为“大一统”王朝中的重要现象。
　　嘉庆一统志描绘出清晰的王朝疆域和边界，中国版图最终底定。中国历代王朝为宣示统治的合法性，在官修史书中往往利用分野来书写疆域。清以前形成了“九州分野”的书写体系，但清朝辽阔的疆域动摇了分野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分野书写鞭长莫及。嘉庆一统志为弥补分野的局限性，专门使用晷度来书写新疆统部、乌里雅苏台统部以及所辖地区。晷度所用元素主要有：北极高度、距京师偏西、夏至昼长与夜长、冬至昼长与夜长、春分秋分长。与分野相比，晷度对疆域书写极为精确，这在明晰疆域实体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乾隆一统志记载，“新疆统部”并未有涉及“西至”“撒马尔罕”的任何相关记载，因此，这是一模糊位置。但嘉庆一统志“新疆统部”却用晷度记载了新的“西至”“右哈萨克”范围：“北极高四十三度至四十五度，距京师偏西四十五度四十八分。”也是因为晷度的使用，清朝才有了明确的疆域实体，传统模糊的天下观也被清晰的疆域观所代替。
　　作为中国最后一部一统志，嘉庆一统志的编纂历经曲折，是对清朝完成边疆统一后的最终疆域书写确认，呈现了中华民族版图鼎盛时期的景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真实记录和历史见证。嘉庆一统志确定的疆域版图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成为当代坚守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李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