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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恩来的“海军梦”——《海军说》

张珊珍 卢静静     2023-09-05 16:02:32    学习时报

1915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海军说》的作文,不太为众人所知。文章寥寥不足800字,虽半文半白,但行文流畅、逻辑缜密,该文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心中蕴藏的“海军梦”和“强国强军”的远大志向。
  “军盛则国强,军颓则国弱”
  在《海军说》一文起首,周恩来开宗明义:“是以立国于今世者,无不视其军事之强否,以判其国优劣。军盛则国强,军颓则国弱,斯人人所奉为公理,百验不磨者也。”由此直接阐明军事与强国的直接关系。这样的见地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常识,然而,放在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却不同凡响。当时,即便是一些名师巨擘,对“公理战胜强权”仍心存幻想。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散,梁启超认为:“‘国际联盟’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盖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这样的断言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还是太过理想了。
  相反,当时年仅17岁的周恩来却能够通过各种假象看到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本质,他在同一年写的《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一文中,历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在《海军说》中明确表示:“当此廿世纪,强权潮流之日,我神州存亡危急之秋”,“外人鲸吞蚕食之议,瓜分豆剖之思,无稍息焉”。反映了周恩来对世界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民族危机的深沉忧虑,他在《海军说》中特别提醒国人,20世纪,强权政治正在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国人应该认清时势,放弃各种幻想,在当时无异于振聋发聩。
  “海军实为军事之先驱也”
  在周恩来成长的年代,远道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用几艘军舰、几门大炮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烧杀抢掠,这无疑给他年少的内心留下极大的伤痛,他深切感悟没有强大的海军,海防形同虚设,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侵略被侮辱的命运,进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争一席之地。他在《海军说》中将海军与陆军进行比较来凸显海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说:“陆军仅能施威于境内,擢武于边疆,山川之阻,有难色焉。不若海军之可航彼领湾,守我海港,保卫旧疆土,辟新大陆,惟焉是赖。”
  为表明自己的观点,周恩来还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阐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掠夺、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是因为依仗了他们的海军。他说英国本土只有小小的三个岛屿,但它凭借强大的海军,用“军舰”和“大炮”,控制了大片殖民地,雄居世界领导地位。同样是弹丸之地的岛国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数倍于自己的清政府,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马关条约》,“占台湾,据朝鲜,居近世之后起”,其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一跃成为黄种人中的“佼佼者”。
  值得关注的是,周恩来还以独到的观察力,指明国力和国民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海军之力不仅抢夺世界的巨额财富,而且造就了它们本国的国民性,即国民性多表现为雄心勃勃,争强好胜,意志坚定,这就使得他们在“物竞天择”的人类进化中处于优越地位。总而言之,西方列强自国家到民众优越感的来源:“何非其国势之强、军势之盛,又何非其海军之力,足以震撼寰球有以使之乎?”周恩来最后总结得出“海军实为军事之先驱也”的结论。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对强大海军的渴念,让周恩来不能不忧虑中国的状况。在《海军说》中,他痛陈中国近代统治者夜郎自大,不思进取,最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打开海禁,方如梦初醒。然而,即便如此,依然不能知耻而后勇,在实际的改革中积重难返、步履维艰。以海军创建中的训练一项为例,“砲(编者注:今作“炮”)不研改良之术,兵不教施放之精”,“泄泄沓沓,昏昏梦梦,终日酒地花天,于军事无丝毫研究”。军队的腐败、慵懒,最终导致甲午之战“全军覆没,虚容尽失;割地丧师,真情毕露。强盛之希望既成泡影,和平之期意复为幻想”。历史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言。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清政府不仅未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反而破罐子破摔,一举撤销了海军衙门,大量海军将领和海员被开缺回籍,海军建制几乎废弛,中国的海岸线上仅仅剩下船舰装备都极差的南洋海军,旅大、威海卫、胶州湾等港口纷纷落入列强之手。周恩来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夫海军之练,其耗费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广”
  民国初建,在是否“重整海军”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甲午战败,清政府一蹶不振,中国的良港基本上全被各国列强“租”用,已经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因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的经济赔偿而变得异常困难。
  即便如此,周恩来依然发出“强我海军”的呼吁,并陈述理由和建言:第一,虽然海军训练花费巨大,但与海军训练对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相比,依然利大于弊。“夫海军之练,其耗费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广;虽今日耗无限之金钱,亦所不恤”。第二,中国要摆脱列强控制,不能借债来训练军队,但可用国家税收来用作训练之资,因此,今后政府的着力点应该在于如何增加税收上。第三,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好的军港很多,“若秦皇、若葫芦、若象山”(编者注:河北秦皇岛、辽宁葫芦岛和浙江象山),这些都还在中国主权的控制之下,完全可以开发出来用作海军训练的场所。在文章最后,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总结:“果尔,则国之强,可操左券。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欲执世界牛耳,保东亚和平,舍海军其谁归?舍海军其谁归哉!”字字千钧,承载着青年周恩来对复兴国家和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参加革命后,虽然周恩来从领导南昌起义开始就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但是,由于物质条件所限,建设、发展海军的向往依然只能是一个梦想。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创中国人民海军事业,可以说,周恩来青年时代孜孜以求的“海军梦”终于开始实现。

(责编: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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