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言战更言“慎战”

 《孙子兵法》是我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孙子兵法》虽然是“兵学圣典”，却有着丰富的“慎战”思想，反映出孙武独特而辩证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正是由于贯穿着朴素而生动的辩证法，才具有了历久弥新的无穷魅力，孙武也因此跻身“圣人”行列，被尊为“兵圣”。从书中来看，《孙子兵法》中的“慎战”思想体现在军事战术、国家战略、人文精神3个层面。
    （一）
　　《孙子兵法》在军事战术层面的“慎战”思想系统而全面，全书13篇无一篇不语及。例如，在始计篇中，孙武提纲挈领指出应对道、天、地、将、法五事进行“庙算”，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作战篇中，孙武认为要从兵、车、粮、材等方面加强备战；在谋攻篇中，孙武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认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可见，《孙子兵法》强调的“慎战”不是畏战，而是“重战”“止战”。由于战争关系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所以从战争准备、战役战斗到战争善后的全过程都要慎之又慎。《孙子兵法》在军事战术层面的“慎战”思想，反映出孙武独特而辩证的战争观。《孙子兵法》对敌我、奇正、强弱、虚实、治乱、勇怯、专分、众寡等都有着十分辩证而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反映出孙武对朴素辩证法的运用非常纯熟。
    （二）
　　《孙子兵法》在国家战略层面与军事战术层面的“慎战”思想上下贯通、浑然一体，构成了完整的“慎战”思想体系。《孙子兵法》首句阐明了孙武的战争观，奠定了全书“慎战”的基调，明确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人民生死和政权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火攻篇中，孙武进一步指出开明的最高统治者要慎重对待战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武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慎战”思想与孔子、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处。《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件大事，但是如果要做出取舍，首先是“去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借评论《韶》《武》，表达了对周武王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虽然有其合理性却“未尽善”的态度。老子反对战争的态度也十分明确，《老子·第三十一章》反复指出兵者是不祥之器，“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之所以不能以兵强天下，是因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从而导致国家疲敝、民众困苦。与此持相同观点的《孙子兵法·用间篇》也认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三）
　　《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厚爱。例如，在作战篇中，孙武指出“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认为懂得战争规律的军事统帅明白自己身系百姓生命和国家安危，责任重大；在谋攻篇中，孙武强调“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战百胜并非用兵之法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所处的时代，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周王朝走向没落，诸侯争霸，战争日益频繁，民众生活困苦。面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局面，以孙武、孔子、老子为代表的文化巨人敏锐认识到大变局的到来。他们哀民生之多艰，勇敢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力图安顿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秩序，强调“慎战”“仁爱”“反战”，分别结合时代之问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们述往事、思来者、继绝学、传文脉，发扬光大西周以来的民本精神和人文传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人文精神，需要我们结合时代条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努力创造中华文化新形态。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