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舆图》：改变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认知

《广舆图》是明代学者罗洪先制作而成，大约绘制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制作出版后广为流传，不仅明清时期的诸多文人士大夫以其为底本绘图，西方制图学家也借鉴其来绘制中国地图，这些地图传播到欧洲后，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地理面貌的认知，中国地理的准确面貌也逐渐呈现在欧洲绘制地图之上。德国学者柯恒儒称赞《广舆图》为“我所知道的在托勒密之后的最佳地理著作之一”。
    （一）
　　罗洪先为江西吉水人，中国明代理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在各地搜访旧地图的过程中，他发现旧图谬误颇多，不能满足舆图对地理实际的准确性反映。寻访3年，偶然间得到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绘制得较为准确，但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于是，罗洪先历经十年，参鉴、校订众多地图资料，将《舆地图》分幅转绘，添加大量的文字说明，绘成包括有45幅地图、68幅附图共计113幅地图的《广舆图》。
　　《广舆图》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采用总分式的编绘结构，既包含大明疆域总图、分省政区图、周边地图及邻国地图此类普通地图，还有边境图、漕河图等专题地图，且图后都附有文字说明和图表，详细描述政区沿革、山川地理以及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且收录有一些名臣对于处理朝政的议论，表现出罗洪先心系天下、经世致用的制图理念。
　　《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分省图主要是根据《舆地图》改绘而成，但九边图、漕河图等都是参鉴大量地图资料补充编绘的，同时对于旧图中内容、位置谬误之处加以订正。罗洪先在绘制《广舆图》时参考《声教广被图》《九边图论》《大明一统图志》等当时尚存的元明地图，因此保留了元代以来一些失传的珍贵古地图资料。
　　《广舆图》沿用了《舆地图》的“计里画方”之法，绘图时在图上画满均等大小的方格，方格的长度代表着实际里数，然后按照实际距离将地理内容绘制到方格内，从而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罗洪先提出“省文”的概念，在《广舆图》中初步形成了标准化、系统化的地图符号系统。他认为“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于是对州、府、县、卫、所等地物标志分别用二十四种图例符号表示，代替了旧图常见的以文字说明注记的方式。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有用符号代表各类地理要素的方法，但《广舆图》的符号系统具有整体性、联系性的表达结构，是中国地图符号绘制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二）
　　《广舆图》制作出版后，成为当时地图绘制的范本，诸多制图学者纷纷以其为底本绘图，形成了《广舆图》制图体系。
　　明清时期，涌现出许多对《广舆图》的仿制地图，最具代表的如汪作舟《广舆考》，全图除增加部分考证、论述的文字外，舆图的形式、编序与《广舆图》基本相同。明朝末年吴学俨、朱绍本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明显可以看出是基于《广舆图》万历钱岱刻本改绘而成。此外，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潘光祖《汇辑舆图备考全书》，沈定之、吴国辅《今古舆地图》以及陆应阳辑、蔡方炳辑补的《增订广舆记》等都是利用《广舆图》为底本改绘而成。据统计，或是基于《广舆图》进行改编，或是以《广舆图》中的某些地图进行抄录或改绘的著作至少有40多种。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写的著名军事地理历史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其中附录的《舆图要览》基本是沿袭《广舆图》的编图内容、形式，书中关于分省舆图附录的文字大部分也是来自《广舆图》，顾氏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关于各省地理位置的分析和评价。
　　早在西晋时期裴秀就提出按“分率”（即比例）绘图，这是“计里画方”法的起源，但是元代以前流传下来的舆图中，采用“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地图极为罕见，大部分都是没有确定比例尺、非定量的描述式地图，直到《广舆图》的绘制才将其普及传播开来。《广舆图》中的大明疆域总图和各分省图都使用了“计里画方”法绘制，总图“每方五百里”，各省图“每方百里”，其余的专题地图采用每方或百里或二百里不等的比例绘制而成，保证了《广舆图》的准确性，也使“计里画方”法得以传播开来。因此，当时已经较少使用的“计里画方”制图方法又在明清舆图中大量使用，直到清朝光绪年间编纂《会典舆图》时，其中虽然采用现代制图法和经纬度数据进行绘图，但仍广泛运用“计里画方”法。《广舆图》制成后的200多年间，前后翻刻次数达7次之多，影响明清制图长达300年之久。
    （三）
　　在《广舆图》传入欧洲之前，T-O地图（一种欧洲中世纪世界地图）占据着欧洲制图学的主流，所有陆地被分为欧、亚、非三大洲，亚洲地区位于地图的顶部，中国通常位于尼罗河边的角落，此时对于中国地区的描绘更多是依据想象。虽然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为欧洲认知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但中国及其周边的地理情况对他们而言仍然是未知数，1375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被誉为“中世纪地图的巅峰之作”，但其将中国的海岸线轮廓描绘成半圆形，这显然是基于欧洲中世纪圆形世界地图的想象绘制而成的。
　　1625年，英国地理学家珀切斯在伦敦出版《珀切斯的朝圣之旅》，其中收录的两幅地图展示着《广舆图》带来的关于中国地理的认知冲击。《珀切斯的朝圣之旅》首先展示出1584年版奥特里乌斯绘制的《寰宇大观》，将明朝两京十三省绘制成酷似竖琴的三角形，这是当时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中国地图的经典模样，无疑与真实的中国地理状况相距甚远。但是在此图的40页后，书中刊出一幅基于《广舆图》绘制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此图才展示出明帝国疆域的真实形状。其实，珀切斯刊登这两幅地图，就是为了将它们作对比显示出“过去所有欧洲绘图师在描绘中国时都犯下了谬误”。
　　17世纪，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中国新地图集》，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认知。《中国新地图集》基于《广舆图》改绘而成，在1655年于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本出版，风靡一时，该年还出版有德文本，次年荷兰文、法文出版，1658年西班牙文本出版，在欧洲大陆迅速建立起广泛的传播网络，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状况的必备读物，它也被誉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此外，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至今都藏有《广舆图》不同的刻本和抄本。
　　《广舆图》作为当时中国地图绘制的范本，成为众多欧洲制图学家绘制中国地图的经典底本，随着《广舆图》被改绘传播，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精度得到极大提升，地理形状更符合实际情况，地名标记也更为准确，尤其是以往依据幻想绘制出来的模糊海岸线逐渐接近实际，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状况的认知。17、18世纪，欧洲正值“中国热”发展走向高潮的时候，《广舆图》作为当时众多中西学者绘制中国地图的经典样本，承载着地图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