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红军长征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立华走了两次。在靠近长征胜利终点的地带，他看到一处纪念设施“修建得高大气派”。雕刻着长征大事记的石径，从山下延伸至山顶，详尽到连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都有记载，却偏偏缺少了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史实。
“如果没有遵义会议，还有接下来的长征吗？还有红军的胜利吗？还有新中国的诞生吗？还有今天中国的崛起吗？”王立华说，正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绝境中，全党全军痛定思痛，这才在遵义会议把毛主席请出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王明、李德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此孕育生成的遵义会议精神，内蕴着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顾全大局等丰富内涵，于2021年9月第一批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在百余年党史中，至今熠熠生辉的遵义会议，对于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精神又如何内蕴在不朽史实中？近期，围绕遵义会议及其精神内涵，王立华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领导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在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长征面临着怎样的情境？
王立华：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央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处于从湖南省通道县转兵到贵州省遵义市的阶段。这一段时期，有关长征路线和方向斗争的焦点是：向北还是向西？
博古、李德确定的目标是向西突围后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对这一目的判断得很清楚，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层层围堵，一场湘江战役后，8.6万中央红军只剩约3万人，但是博古、李德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北上，往敌人布下“天罗地网”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红军领导层越来越感到，不能再听任他们继续错误指挥了！红军渡过湘江后，在通道县和贵州省黎平县、瓮安县猴场镇三地，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为遵义会议前的3个预备会议，一点一点地纠正前进的路线和方向，也逐步削弱了博古、李德的权力。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红军渡过乌江后，到了黔军军阀王家烈的地界。王家烈的军队，战斗力相对较弱，前面的红军伪装成黔军部队，在遵义城门前要求开门，轻易地就智取了遵义。遵义城里的国民党官兵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他们没做任何防备，好吃的、好喝的都没有破坏。在之前的长征路上，红军几乎天天打仗，仗仗关乎生死存亡。在这里，红军休整了近半个月，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召开了遵义会议。
会议召开之前一段时期的长征路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路线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上基本得到解决，这是遵义会议敢于实事求是纠正错误、自我革新精神内涵的鲜明体现。
遵义会议精神内蕴在会场史实中
记者：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广为人知，会议现场的细节人们却少有听闻，而遵义会议精神恰恰体现在会议现场发生的真实事件中，可否请您讲述几个会场的代表性片段？
王立华：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应当先着重解决红军军事路线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上，先是博古作主报告，接下来是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是张闻天作了彻底否定博古报告的反报告。他们发言之后，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之前的军事路线为什么是错误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陈云后来回忆，毛泽东讲得系统而有道理，大家一下子折服了！毛泽东近两个小时发言的主要思想，后来凝练成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听完毛泽东的发言，王稼祥表示完全赞同，他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建议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其他参会人员的发言也多言辞激烈、切中要害。朱德直接表态：“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着党中央的决策，毛泽东都必须参与。由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军事决策核心，这也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其实在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包括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经过这一系列会议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我们将其视为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正因这些内蕴着敢于担当、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等精神内涵的历史真实，遵义会议才彰显出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也铸就了这场会议不朽的精神丰碑。
遵义会议精神延续在之后的长征路上
记者：能否请您分析一下，遵义会议的召开如何改变了后来的长征路，遵义会议精神又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王立华：我们重走长征路到遵义市苟坝村时，看到公路两侧的路灯上端，都装饰着一杆钢枪挑一盏马灯，也有不少人购买小马灯留作纪念。马灯是苟坝的一个标志，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事实上，遵义会议本身并没有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职责分工，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但是毛泽东已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一个多月后，红军长征到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周恩来认为还是应当由毛泽东指挥，并为此做工作。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负总责。这一考虑对于尊重共产国际、团结当时领导层中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应对日后复杂的斗争形势等，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35年3月，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就打不打“打鼓新场”出现意见分歧。多数人认为应当打，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在集体表决时，毛泽东不仅意见被大家否定，他刚刚担任6天的红军前敌总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
马灯的故事是周恩来最先讲述的。苟坝会议于晚上结束，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下达命令让部队进入战斗位置。毛泽东虽然遭遇否定的打击，但是并没有消极灰心，深夜毅然提起马灯，穿过稻田小路走了40多分钟，来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住处，说服了他们。于是深夜约1点半时，朱德又发布命令，部队暂且不动。恰在当晚，敌军密码被破译，情报完全支持了毛泽东的判断。在次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同。
苟坝会议被许多研究者视为遵义会议的续篇，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从此，红军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他成为实际上的红军最高指挥者和全党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重渡乌江、兵临贵阳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危为安。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人民周刊》2024年第4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