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0年前,董耀会和同伴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之旅。此后,他一直致力于长城历史文化研究、长城保护和利用工作。如今,已成为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的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本刊开设“‘长城之子’话长城”专栏,记录他与长城相依相伴的人生。
1984年7月9日,我们去平谷县(今平谷区)民政局找地图,在办公室看到《北京晚报》7月5日头版头条刊发的一篇有关长城的文章,题为《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北京日报等联合举办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这篇文章的旁边,还有一篇关于长城保护的文章。
我们向民政局要了这张《北京晚报》,打算在北京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这时,家里人也来北京看望我们。到北京先忙了几天,我才给北京晚报社的苏文洋打电话。他很高兴,约好当天下午去报社见面。苏文洋的脸圆圆的,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说:“早就想联系你们,联系不上。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你们。”接着又说:“今天没空聊,要赶到中南海去取邓小平同志的题词。”
《北京晚报》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公开募捐,苏文洋是具体“操盘手”。他介绍,报社总编辑顾行很支持这件事,他和副总编辑张志华一起,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北京市委领导还专门请示了当时的中央领导。苏文洋说,启事刊登仅8天,就收到了100多万元的赞助款。
一
没有人能预料到徒步考察长城这件事,在北京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们还赶上了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1984年6月底,《北京晚报》刊发《北京地区长城失修严重》一文,起因是地矿部遥感中心做的《北京地区长城现状调查研究》提出,北京地区的长城墙体完整,城台、垛口略残的仅占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占总长度的66%。
苏文洋给我看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字是题写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苏文洋说,7月5日当天,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
我们在北京期间拜访了很多人,第一个拜访的是杨联康。我们和杨联康在苏文洋办公室相识,然后约好去他家拜访。杨联康徒步走过长江、黄河,住在西城区罗圈胡同。在北京休整期间,我们还拜访了孔罗荪、丁玲、吴祖光、金紫光等人。金紫光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曾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他代表延安文艺研究会捐赠给我们价值600多元的三套羽绒衣裤,只是时间太紧,交流得未能尽兴。
二
我们还特意去拜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童大林。他也是一位老革命,1934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这个时候正在参与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
童大林是在中南海办公室见的我们,我们把一路看到农村的情况,包括多种经营、山区经济等,都告诉了他。他很关心地问:“河北的农村吃得饱吃不饱?每天吃什么?北京的农村吃什么?农民承包了土地收成怎么样?”我们也都做了回答:农民的生活要求很简单,能有饭吃、有房住、有衣服穿就好。一家人和父母、儿女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干活主要是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候还没有大批的农民工外出干活,所以村里人很多、很热火。
现在去农村看到一些老房子,会觉得房子比较矮小。墙是用石头或长城砖盖的,窗户是木头的,也不大,其实当时人们住着并不觉得小。我们走长城的时候,几乎长城脚下关口或城堡演变成的村庄都有用长城砖盖的房子。一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向我提起农民拆长城盖家里房子的事。我常跟大家说,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在生活那么困难的时候,国家也没有对长城保护的要求,甚至很多时候都是相关地方政府组织人员去拆长城,所以不能过于责备农民。比如,怀柔黄花城修建水库就敲锣打鼓地去拆长城,当时开动员会还表彰这个做法是废物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让农民认识到保护长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那时农民用长城砖盖房子的事。
那个年代很少有年轻人梦想进城打工,更别说进城里生活了。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还参观了中南海,主要是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故居。毛主席故居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因有康熙的题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而得名。毛主席卧室的特点是书多,一张大床也有半床的书。
三
1984年8月27日,我们参加八达岭长城修复一期、二期工程的竣工典礼——八达岭长城修复竣工典礼。竣工的工程主要是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北八城台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那时候,大家是爬上去的,现在坐索道可以直接上到北八城台。许多领导都出席典礼活动,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全国政协副主席、开国上将肖华,以及王定国、魏传统等老同志。
开幕式结束后,邓力群、肖华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临别的时候,肖华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走完长城,我在北京给你们接风洗尘。”十分遗憾的是,肖华没能看到我们的成功。第二年的8月12日,我们还差一个多月就到达嘉峪关的时候,他不幸病逝。邓力群和肖华都给我们题了词,邓力群题词“祝你们长征万里成功”,肖华题词“不到长城非好汉”。
活动现场很热闹,肖华问我:“为什么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要修建长城?当时,不修长城行不行?”我有些迟疑地说:“不行吧。”肖华马上问:“为什么不行?”这句问话令我心里一颤,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恐惧。那时我们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才意识到研究长城不仅要关注长城建筑本体,还要关注长城的历史,更要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后来这个问题成为我长期思考、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在所有的讲座和报告中我必须要讲的问题,称其为“肖华之问”。
这次活动,我们还认识了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当时有两个人在拿着材料和他说着什么,陈昊苏看到我们站在了他的旁边,笑一笑说:“听介绍你们来,你们在徒步考察长城。”时隔多年,我以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国长城学会秘书处工作时,陈昊苏已经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我去办公室看望他并奉黄华会长的指示,请他出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一共收到全国捐款627万元人民币,还有海外捐款135万美元,用来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总共7000米城墙和90多座空心敌楼。
(《人民周刊》2024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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