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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博士生导师、人文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周刊》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家成员。
中国艺术讲究内在美
有西方学者断定：西方的艺术要终结了。西方艺术力主形式美，形式是有限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然后也就不能变了。所以强调要形式美，形式变完了，也就要终结了。中国艺术讲究内在美，内在是无限的、永久的。元代赵孟頫说：“盖结字因时相传（形式），用笔千古不易。”南朝梁书论家庾肩吾说：“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坚，将千载而无革。”“千古”“千载”都是永久的意思，而且千载之后，形式也不必变革。但内在要有变化。
西方的画家反复强调“绘画的目的是悦目”“画只为眼睛看”，那就必须注重“形式”和“视觉冲击”。正如后来高更批评的“他们只注意眼睛，忽视思想的神秘核心”。（《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72页）美国画家安德烈（Carl Andre）更说：“我喜欢这样一种作品，它像是对你进行伏击，也就是使你大吃一惊……”[劳德·马克斯编《世界艺术家（1950—1980）》，邢自生译，纽约H.W威尔逊公司，1984年，第20页]而中国画家强调作品要“耐看”，初看平易，愈看愈佳，才是好的作品。宋代《宣和画谱》中记载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尝到荆州，视（张）僧繇画，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宣和画谱》卷一《道释一》）阎立本初看张僧繇画，并不见好；再看，很好；再看，非常好，着了迷，坐卧在画下看了十日不能去。这就叫耐看，越看越好。那种使人看了大吃一惊的作品，都是形式的怪诞或夸张，再看就未必佳了。这正如一个人，一看上去让人大吃一惊者，必是出奇的怪诞，或者是严重的病态。而有内涵的人，比如大学者、大教授，看上去也必然是平淡的，绝不会令人大吃一惊，但这平淡的外相，其中必藏有丰富的内涵，使人越看越有味道，越相处、相谈，也就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亲敬。
文化、人的品格精神和性情是中国书画的根本
中国艺术一直把“平淡天真”视为艺术的最高标准。明人董其昌云：“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之一）
宋代米芾以“平淡天真”为书法绘画的最高审美标准。欧阳修主张“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王安石“欲寄荒寒无善画”，苏东坡更强调“萧散简远”“疏淡含精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陈传席《中国绘画理论史》，台湾三民书局，2013年）一直到明代的“南北宗论”等，都是主张艺术要“平淡”“平易”，而反对狂肆、险怪和剑拔弩张的，也即反对仅供“悦目”的形式，尤其反对一看上去便令人吓一跳的作品。
清代笪重光《画筌》有云：“丹青竞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丘之恶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览无余；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观不厌。”都是反对奇和怪的，而主张“寻常之景”。
中国画家也反对表面上“好看”的作品。宋代董逌《广川画跋》中说：“余曰：世之论画，谓其形似也。谓其形似长说假画，非有得于真象者也，若谓得其神明，造其悬解，自当脱去辙迹，岂嫓红配绿，求众后摹写卷界而为之耶？”（《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77—278页）
“媲红配绿”就是表面上的“好看”，不是中国画所期，且为中国画所鄙。
清人沈宗骞更说：“今人作事（指绘画事），动求好看，苟存好看，则人无不爱，而作者亦颇自喜，转转相因，其病逐至不可药。”（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二，刊于《画论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他说的“好看”，即表面的红绿颜色，或者令人一看便大吃一惊的作品，这类作品大抵缺乏内涵，不足深赏，也即不耐看。
他又说：“其实不过去华存质之道而已矣。夫华者，美之外现者也。外现者，人知之。若外现而中无有，则人不能知也。质者，美之中藏者也。中藏者惟知画者知之……则学者万万不可务外现而不顾中藏也明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二，刊于《画论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这些都是反对“悦目”和皮相的形式，而主张“美之中藏”，即内在美，亦即“内涵”。
“美之中藏”即不外露、不外现华美之观而能如此者，皆根于书画家本人的修养。书画家作字画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个人人格的修炼、情感的抒发和胸怀的展现。
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刘熙载《艺概·书概》）
“如其人”就要修炼人格，“本于心行”就要修养心、规于行。字如果怪诞，则人必怪诞；字要清厚，人必清厚。反之，人清厚，字才清厚，所以，关键在人的修炼，而不是一味在形、色上下功夫，更不是在形式上下功夫。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七》）艺是在道、德、仁的基础上的。这在西方画家中是鲜有人能理解的。
传为汉代蔡邕所作的《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笔论》，选自陈思《书苑菁华》）
王羲之说：“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攲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王羲之《笔法诀》）
古人论书法，不在形式，而在性情，怀抱心正、气和，书画的不是形式，而是人的心、人的精神，尤其是书画者的文化内涵。
宋代邓椿撰《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又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也；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也。”（邓椿《画继》卷九《论远》）
明代李日华说：“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辈学问，当一意以充拓心胸为主。”（周亮工《读画录》卷一）
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更说：“一一毫端百卷书。”（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山水》上自题）
画家笔下一根线条、一个点子，都必须有读一百卷书的基础，才能画好。读书做学问比学画的技巧更重要，也必在画上有所反映，艺术是小道，但必有“大道”为基础不能出色。“大道”者，家国情怀，人类前途。个人胸怀气质，尤要深刻的文化基础。有了文化基础，画家作画不是为了“悦目”，而是为了“畅神”，为了“以形媚道”，为了“成教化，助人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元代倪云林说：“余之竹聊写胸中之逸气耳。”（倪赞《清闘阁全集》卷九《题画竹》）
总之，中国书画的根本是文化，是人的品格精神、性情。那么，美感呢？我们看画要有美的感受才行。
中国艺术重继承再发展，使文化内涵越积越厚
美感有两种：一种是表象的、浅薄的，只供“目视”的；一种是哲学的、精神的、文化的，靠人的精神去领悟的，这是深层的美、灵魂的美、高尚的美。
以“目视”为目的，只为“悦目”的画，当然只讲究形式、色彩、视觉冲击力，但形式的变化是有限的，由具象、逼真到变形、半抽象，到完全抽象，这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其他形式了。由架上艺术到装置艺术、波普艺术，到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还有人体艺术，也就结束了。
萨普和布尔顿谈论用枪把子弹射击到他的左臂，这就是行为艺术。萨普问：“那有趣吗？”布尔顿回答：“是的，那是某种值得体验的事，你不遭到枪击怎能体会被射击的感受呢？看来很值得挨他一枪。”而且他还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具有可视性的”。（迟轲主编《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850—851页）
艺术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到了尽头，何况早已谈不上美感。
西方艺术史上有这样杰出的作品——把大便装进瓶子里，制成真空罐头，永久保存。这被评论家认为新的艺术形式。还有一幅杰作《我是看门狗》，一个男人裸体，像狗一样趴在酒店门前地上，见到来客就学狗叫。艺术作品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西方很多美术家、美学理论家认为，艺术已死亡了，艺术已终结了。英国的艺术批判家斯坦戈斯（Nikos Stangos）说：“……艺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极少主义之后是观念艺术，后者寻求的是各式各样殊途同归的推托手段，并冠以不同的名称，如表演艺术、人体艺术、地球和大地艺术等。特别是目前，随着一种‘新’艺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现代艺术已经被判处‘死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4页）
美国哲学家、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还写了一本书，就叫《艺术的终结》，他说：“……那我们也可以断言，艺术已经快要寿终正寝了……艺术家已经筑成了通往哲学的大道，他的工作已经交给了哲学家，这样的交接时刻已经到来。”（《艺术的终结》，张弛、刘伟东译；见《西方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中国画家是把哲学内含在笔墨之中、图画之内，而西方画家是把画变为哲学，交给哲学家了。
当西方艺术形式已到了尽头，无法出现更新的形式，或把艺术交给哲学家时，艺术就可能真的要终结了。
而中国的艺术，只要文化在，它就永远在；只要人的性情不同，精神不同，所表现出的艺术就不同，虽然是很微妙的。“文以载道”，道在，文（画）也就永远在。
而且，西方的艺术每出现一种新的形式，总要解构他人，总要颠覆前人；而中国的艺术，凡有新意，凡有很高文化价值者必以继承前人为基础，然后再谈发展。解构、颠覆是有限的，颠覆完了，便无法再颠覆。而中国的继承也是无限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艺术也愈来愈厚，愈有文化内涵。
所以，当西方艺术终结时，中国艺术仍然会自然地发展，永无终结。
当然，中国画家也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和“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的地方”才行。要自信，不能自卑，而且必须知道我们的艺术值得自信。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