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春风过晓园

我认识袁晓园先生，是在1982年秋，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电话，邀我小坐。其时我不知袁晓园是何等人物，便请示师父袁鹰。师父告诉我，她的四妹是《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袁静，三妹的女儿是琼瑶。这一切均不重要，袁晓园先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税务官、第一个女外交官，且精通国学，诗词均有佳作。袁鹰嘱我：“多听、多征求她对国学的意见，请她为《大地》赐稿。”

当我怀着有点胆怯和好奇的心情走进袁先生的客厅时，眼见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着红色绸缎上装、满面笑容的老人。她一边为我泡茶一边说：“我们是邻居。”这一句话让我顿时轻松了很多。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离北京饭店只一箭之遥。“还是近邻。”袁先生又说，“远亲不如近邻呐！”

和袁先生相对而饮时，我先转达了袁鹰的问候。她说：“我是袁鹰的老读者，我也常读《大地》副刊，能感到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也有国学意蕴，我希望能读到更多美文。”

茶过三巡，我们喝起了咖啡。她说：“对于流落海外的中国人来说，咖啡是由芳香包装的苦涩，是离乡背井者的心语。我是喝‘中国树叶’——外国人对中国茶的统称——长大的。从小就见父亲陪客人喝茶，春秋时龙井、旗枪，秋冬时普洱茶、大红袍，我总会凑热闹喝一杯。久而久之，就成为记忆的味道，心香一缕。咖啡，尤其是意大利咖啡芳香浓郁，然入口而不能入心。现在茶叶、咖啡并举，也算是中西文化结合吧？”说完，先生笑着，笑得天真而优雅。

袁先生祖籍常州，曾祖父袁绩懋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进士第二名，祖父袁学昌任湖南提法使，其父袁励恒是交通银行的创办者之一，叔父袁励准官至翰林，为宣统帝师。她是家中长女，从小叛逆，18岁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便对父母说：“你们‘关’了我18年，现在可以让我出门了吗？”父母知道“关”不住这个执拗、任性的女儿，便放她孤身一人独闯上海滩去了。这一走，就开始了她独特而绚丽、艰辛而漂泊的人生——用袁先生的话说，是“我看见世界了，找到土地了，找到自己了，我想成为一粒种子”。

三天后袁鹰请袁晓园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二楼的淮扬菜馆。狮子头上桌，浅尝，先生眉开眼笑：“乖乖隆地咚，地道家乡味！”这一声“乖乖隆地咚”，引来邻桌客人的注目。望着这位服饰鲜丽、略施淡妆的白发老太太，有评论轻声传出：“大家闺秀。”“格格出身。”“江北人。”……先生笑着轻声说：“只有江北人是对的。”袁鹰是淮安人，两人攀起了老乡。饭后又要了龙井茶饮，尽兴而归。我送袁先生到北京饭店，先生告我不久后她要南下，如有空行前小聚，她想请我们吃四川馆子。回到报社，袁鹰要我记得预订四川饭店，并知会袁晓园先生。

四川饭店承载着近代北京的历史记忆，是多少往事烟消云散时可视的一个细节。我们在四川饭店落座，袁先生对四川饭店的来历一一道来，俨然一个从胡同里出来的“老北京”：它是康熙帝第二十四子諴亲王之后溥霱的宅邸，民国时期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购为寓所；1959年10月1日，四川饭店在这里开张，店名由周恩来总理亲定，匾额为郭沫若题写；厨师长叫陈松如，毛主席曾三次请他到中南海做菜；周总理不嗜辣，爱吃店里的“开水白菜”；四川饭店是邓小平经常宴请客人的地方……我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茫然不知，袁鹰也感到惊讶：“您几十年身在国外，我几十年住在北京，真是自愧不如了。”袁晓园说：“我每天读大量的中文报刊，除了对汉字情有独钟外，也喜爱美食。在美国听朋友说四川饭店有一道菜‘汤汁浇锅巴’，锅巴脆而鲜，很好吃，我就尝试着煮米饭做锅巴。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不锈钢饭锅，可以把米饭烧煳，却做不出锅巴来。”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吃到四川饭店酸甜酥脆的锅巴，袁晓园叫好，把厨师也引来了。厨师告诉她：“袁先生，只有铁锅才能烧出锅巴。”先生说：“我要背口铁锅回美国。”两次吃饭，都是袁鹰请客，他不让袁先生付账，开玩笑说：“这家店不收美元。”

自此一别，便到了1982年年底。我收到了袁晓园先生寄来的第一张贺年卡，正面是烫金大字“新年好”，右下角是一方“愿为人民吐尽丝”的篆刻印章，封二是“徐刚同志年禧”“袁晓园祝贺 八三年元旦”，封三是竖行小字“录八大山人词语”，横书“康而寿”，款识小楷“春蚕室”，钤印“吐丝园”，末页是先生手书的诗两首，落款为“袁晓园作于京邸 一九八二年岁暮”。

猜想，先生当时已在北京购置宅邸，否则何来“京邸”？

袁晓园先生似乎特别喜欢北京的春天。1984年4月，我陪先生在中山公园看花展后，在来今雨轩小坐。她说：“只要不是风沙天，你在北京走走，大街小巷都有迎春。有的是大片，有的是三两枝，吐蕊在灰色四合院墙的一处墙角。迎春的吐蕊与开放，也许只一夜之隔。诗人说等待是美好的，迎春花香无须等待，或者不会让人久等。”她问我：“你熟悉来今雨轩吗？”我说：“艾青先生及夫人高瑛访美回国，我曾邀约与艾青交好的文友韩作荣、郑晓钢等，在来今雨轩设宴欢迎。另外，读《饮冰室合集》知道，康有为在青岛故世后，梁启超集京城一众名流，披麻戴孝于来今雨轩凭吊。”先生稍作沉思，说：“梁任公和艾青，都是我一生崇敬的名人。年轻时就崇敬戊戌六君子和康梁，《少年中国说》是我心中的号角。因我一意要去上海、去法国，父亲就说：‘你是决心要弃父母而向往康梁了，你去吧！’如今想起父母，也有愧疚。当时，母亲掩面，父亲含着泪给我数银圆，准备盘缠。”她又说，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是她在海外漫长的岁月里常常朗诵的诗。于是相约，两天后去拜访艾青。

1984年，我收到了袁先生的第二张贺卡，贺卡上的墨迹是袁晓园的四首诗词。先生的诗词有古韵味而不泥古，语句朴素清雅易读易懂，其中又不乏推敲、佳构。如《东风第一枝·开辟国际友谊林献礼》中的“万木轻披绿叶”句，一个“轻”字，便写尽了春天到来时的润物无声——轻轻的足音，轻轻吹过的微风，轻轻地长出新叶，轻轻地披上绿色。因为“轻”而有美，有爱，有动感，有文质。轻乎？重乎？

1985年袁晓园先生回国定居，其间有个小插曲。她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用标准的英语询问该如何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手续。接待她的文化参赞一脸惊讶：“袁女士，我没有听错吧？”

“没有！我要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余生为中国服务。”

“你可以再想想。”

“我想了几十年了。”

袁先生回国定居后，开心地说：“我不仅有中国心，我还是有中国户籍的中国人，人生至此圆满！”

她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她曾在联合国任秘书、翻译，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自豪，她告诉我：“只有对汉字心怀敬畏，对中国古文化心怀感激地去学习、钻研，由字而词，而句，而文，才能做好诗人，写好文章。”袁晓园先生对汉字拉丁化有忧虑，不主张一味追求所谓的“国际化”。她说：“一国一族之文字，与一国一族之历史、地理、习俗相关联，中国5000年文明与中国汉字命运与共。汉字不泯，家国不亡。汉字是最具有中国特质的，是传统文化的灵魂。汉字是最美的，汉字的美是吾族几千年风雨跋涉的磨砺之美。灭我家国，从灭我文字起！”她曾提出“袁氏拼音方案”，影响了中国汉字学界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袁先生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旗下有《汉字文化》杂志，赵朴初先生题写刊名。

在1985年的新年贺卡上，袁先生手书五首诗歌，其一是《回国定居荣任全国政协委员感动而赋此》：

年华虚掷恨难追，久滞他邦今得归。

万里长空清似水，檐前小燕学鹏飞。

后来，我因工作调动，与袁先生失去了联系。常常回想先生的风采及贺年卡上的细节：她的斋号名为“春蚕室”，她的常用署名为“寒塘”“吐丝园主人”“春蚕室主”“莲心居士”“兰陵袁晓园”，她的座右铭是“愿为人民吐尽丝”。小聚时，袁先生还一时兴起和我对过联语。她出上联“雨雪浪迹归人”，我对以“杨柳春风晓园”。还有一次她甩出一词“不周山”，我情急之下无奈以“袁晓园”对之。袁先生拊掌笑曰：“意相近也。”

2003年11月17日，袁先生安详辞世，享年103岁。

这些年里，她穿着红衣服、笑容可掬、风度翩翩、侃侃而谈的形象，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2023年岁暮，大雪时节，翻检旧物时，袁先生的几张贺卡赫然出现于眼前，墨迹淋漓，温情涌动。前一天夜里风声呼啸，吹落了大树小树上所剩无多的叶子，冬之讯息也，而春的气息也愈来愈近了。前行，不远处便将是杨柳依依、迎春撒金、玉兰开放的早春。是夜，仰望夜空，问星河：“我有贺卡，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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