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依旧

“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这段文字出自邓颖超的《从西花厅海棠忆起》，文章首次发表时，邓颖超已经去世近五年了。

1988年4月，西花厅春色满园。84岁高龄的邓颖超常在园中散步，那时，她刚从全国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到半个月。望着满园盛开的海棠花，忆起曾与她一起赏花、相伴多年的“战友、伴侣、同志”周恩来，邓颖超感慨万千。她请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录音，分三次口述完成了这篇写给已故爱人的情书。她对高振普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烧掉。”

遵照邓颖超的要求，文章一直被保存在工作人员手中。1997年，邓颖超去世近5年后，文章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发表，“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厚情谊得以公之于众。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情感命题。直到今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与书信情话，仍在网络上引起一拨又一拨的热议：“有一种爱情叫周恩来和邓颖超。”如果细究，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为何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

心理学界有一个知名的“爱情三角理论”，认为爱情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激情、亲密和承诺，只有三者兼具，才是理想和完美的爱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正是这样一份兼具浪漫缱绻、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典范。

浪漫缱绻，相濡以沫

周恩来与邓颖超于时代洪流中相遇，他们是漂浮在黑暗中的两盏烛火，彼此吸引并融合在一起，发出了更耀眼的光。回忆起结婚时的情景，邓颖超讲道：“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这对革命伴侣的相处模式充满了独特的浪漫。由于二人经常分处两地，书信一直都是他们寄托情感与思念的工具。在他们的通信中，有时他们互称“来”和“超”，有时则是“鸾”和“凤”。“大鸾”是周恩来的乳名，鸾凤本是一对，邓颖超也便有了“凤”这一爱称。日常交流时，私底下周恩来亲切地称呼邓颖超为“小超”，而同别人提起妻子时，则是尊称她为“大姐”。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赵炜回忆：“平时，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呢’。”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长期驻扎重庆，代表党中央处理有关国共合作的事项，邓颖超陪伴在他左右。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几度发电报“迅即回延”，为大局计，周恩来仍坚守阵地，作着艰苦的斗争，努力挽救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由于过度操劳，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小肠疝气发作，不得不住院做手术。几天后，周恩来的父亲也高烧不止而住院，邓颖超要照顾老人，二人只能书信往来。

在信中，周恩来分享着自己的状况与病房中的生活，更写满了思念与牵挂。“天气虽热，尚能静心。望你珍摄，吻你万千！”“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

邓颖超同样在信中深情回复：“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关于“还吻你万千”，策划出版《情长纸短 吻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一书的人民日报出版社第八编辑中心还曾为“还”的读音起过争执，最终确定，应读“huán”，表达了邓颖超对周恩来爱意的回应。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会议，参与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年轻的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也是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周恩来为此宵衣旰食，夜以继日地工作。

当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邓颖超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因为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一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919年，21岁的周恩来和15岁的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相识。他们共同参与组建觉悟社，每位参与者通过抓阄确定自己的代号。周恩来抓到了5号，代号定为“伍豪”；邓颖超抓到了1号，代号则是“逸豪”。他们成为追求共同理想的战友。邓颖超曾对赵炜讲述过当年相识的事：“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只不过在觉悟社时，他们相约不谈恋爱，当时双方都恪守独身主义。直到在欧洲留学时，周恩来才开始频繁来信，追求邓颖超。

回想往事，邓颖超起身来到户外，摘下几朵娇艳的野花，并写了一封信：“今天是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是中国青年、中国人民以及你我二人的一个多么可纪念的节日。回忆当年，回忆三十五年来所经历的过程，又是如何使人引起深长的、复杂的、亲切的心情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5月22日，邓颖超又托信使捎去一片红叶，并附“枫叶一片，寄上想念”信纸。

为了回应妻子的惦念，周恩来托身边工作人员，采摘了一些日内瓦驻地院子里的芍药花和蝴蝶花制成标本，夹在给妻子的回信之中。“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离开前夕，周恩来决定为妻子带份礼物。他嘱咐卫士长成元功和领事馆的同志帮忙给邓颖超买块手表，“不要太小，要中等大的；要带夜光的；最好是自动的”。手表买回来，周恩来还特地关掉台灯试了试夜光效果。这块表，邓颖超一直戴了很多年。

志同道合，风雨同舟

周恩来曾说：“我和小超结婚后，十多年来，是爱情的上升和发展。在家里，我们是夫妻关系；从革命和政党来讲，是战友关系、同志关系。”邓颖超听后补充说：“我们还是师生关系。”

1920年，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以考察了解欧洲的社会与道路，探求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途径。他常与包括邓颖超在内的觉悟社社员书信联系，探讨俄国十月革命与共产主义道路。1923年，周恩来在欧洲给邓颖超寄了一张特殊的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头像。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共同踏上了断头台。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种恋人间的表白惊世骇俗，恰恰说明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的基础是信仰。

周恩来曾向侄女周秉德讲起当年故事，还提到自己在巴黎时有过一个女朋友，很漂亮，也很活跃。后来她因故脱离了政治活动，准备专心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由于思想和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周恩来坦诚地与她讲清楚并分手了。“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即邓颖超）是当之无愧的。”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以便拖住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周恩来随党中央一起离开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而邓颖超则同中央机关家属队撤离延安，作为中央妇委副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她积极投身土地工作与妇女工作。两人自此分别后一年多未能见面，这是二人结婚后少有的长时间天各一方，只能书信往来，以慰相思。中秋时节，周恩来提笔写信：“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戎马倥偬中的领袖，亦有儿女情长的缠绵。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11月，邓颖超到河北阜平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当地形势错综复杂，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她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听一听他的意见。

由于工作繁忙，周恩来虽没能及时回信，但他还是抽出时间认真写了回信，系统解答邓颖超遇到的问题。在回信中，周恩来对邓颖超既有鼓励、提醒，也有关心，“在你信中，反对急性病，主张掌握情况，了解情况，凡事走群众路线，倒是很对的，望你随时注意。但在一个地方说，为农民办事又不能拖得太久，在一定期间，必须使问题得到解决，事情告一段落，否则，农民会生厌烦，反而失去信用”，“由我想你，你也不要太忙，太忙便不能想、整理思想；总要在冷静中才能有条理；但休息又要在变动中才能得到”。

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是伴侣、战友，也是师生，“我东你西，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愿相见时，我们都各有所得与收获，能收互助之益”。

他们虽时常探讨革命工作，但始终严格遵循党的保密纪律，不该说的事不说，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绝对不看。“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感情算是很深的，但是作为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他们却公是公、私是私，分得很清楚。比如，平时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谈书评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情，绝不会对她透露一个字。”赵炜说道。

1927年，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临行前他对妻子只字未提，邓颖超是事后看报纸才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生离死别时他走前都没跟我漏一个字儿。”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周恩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只有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为了避嫌，邓颖超会把钥匙放在信封里，再用钉书器钉上。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曾发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专门回忆他们的“保密故事”。“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生死与共，矢志不渝

作为一对跨越战争与和平的金婚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对他们来说，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是死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虽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过，但这位“前同事”仍成了蒋介石下令重点缉拿捕杀对象之一。1935年2月9日，《大公报》就曾刊发过一则“悬赏令”：“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匪首之一者，赏洋五万元。”

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邓颖超陪伴在周恩来身边，共同承担风险。白色恐怖之下，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工作，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络。邓颖超则利用女性身份不易被怀疑的优势，穿梭于上海各处，传递情报、联络同志。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套密码——“豪密”，邓颖超则是第一个译电员。多年后，她还自豪地对侄女周秉德说：“我还做过译电员呢，你伯伯当时的很多电报都是我译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担任军委副主席，邓颖超因患肺结核，一直低烧，身体虚弱，被编入休养连。进入草地后，邓颖超一度遇险，陷入沼泽中，虽然被同志们救出，但出来后又开始发高烧、拉肚子。

红军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又得了重病，突发高烧，昏迷不醒。邓颖超得知后立即赶到他身边。当时的医生王斌回忆：“邓颖超同志从长征开始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来到恩来同志身边时，恩来同志已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同志就在地上铺上点草睡，她将恩来同志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看看，捉到了170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手都染红了。”为了控制炎症发展，只能用冰块敷在肝部降温，直到排出了半盆脓之后，他才转危为安。后来，邓颖超多次对赵炜说：“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们幸存下来了，要完成牺牲同志的未竟事业就得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邓颖超强忍悲痛，一方面精心照顾周恩来，另一方面协助他处理繁重的国务工作。据统计，从1974年6月1日在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住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做过大小手术13次，相当于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周恩来甚至还想着死后继续为人民服务，他同赵炜提到骨灰处理的问题时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只是，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相伴多年的邓颖超。双手虽已瘦弱无力，但他紧紧握住赵炜的手嘱咐道：“你要照顾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永远闭上了双眼。

在场的赵炜在书中这样写道：“病房里痛哭声一片。邓大姐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最后用嘴亲吻着唯一亲人的额头。她边哭边喊：‘恩来！恩来！你走了……’”

这一年的冬天仿佛比以往更冷一些。爱人的离去令邓颖超悲痛万分，但作为一位革命战士，她并未一直沉溺其中。“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继承恩来未完的事业”。

在周恩来生前，出于多方面考虑，邓颖超的职务一直被“压低”。他们夫妻有一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部门工作。1975年，毛主席还批示过由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当时情况复杂，周恩来便把文件压了下来，这既是严守党的纪律，也是在特殊时期对邓颖超的一种保护。

但在是“总理夫人”之前，邓颖超首先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政治家、共产党员，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赵炜回忆：“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

自1976年12月起，邓颖超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直到1988年才退休。这12年是邓颖超一生中最辉煌的12年。她直接参与平反重大冤假错案，参与制订《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重要法规，指导起草著名的“叶九条”，还出访多个国家和欧洲议会。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中国和泰国建交仪式，用颤抖的手在联合公报上签了名。5年后的1980年2月，邓颖超又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泰国，进一步促进了中泰友谊。她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真正做到了继承周恩来未完的事业，正如《从西花厅海棠忆起》一文中写的：“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

1992年7月11日，88岁的邓颖超逝世。遵照她的遗愿，她与周恩来共用一个骨灰盒。赵炜、高振普等人把她的骨灰护送到天津，撒入海河入海口，这里也是撒下周恩来骨灰的地点之一，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团聚了。不知道邓颖超再次见到周恩来时，会不会自豪地问：“恩来，这些年你不在，我干得怎么样？”

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终其一生追寻着归属与爱。爱是孤独时的陪伴，是黑暗时的光芒，是脆弱时的力量，也是灵魂之间的共鸣。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不是只顾花前月下的小爱，而是风雨同舟、共同追寻理想，并将个人情感融入家国情怀之中的大爱。

20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出版社特地推出了《情长纸短 吻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一书，以此纪念两位革命伟人的感人爱情。书中100个故事，51幅周恩来、邓颖超合影照片，13封书信手稿，诉说这对革命伴侣的真挚爱情。书名中的“情长纸短 吻你万千”则取自1942年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书信，党史专家陈晋表示：“长期以来，反映领袖工作生活的作品都比较严肃，在新时代要充分利用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呈现革命家有温度的一面。”

西花厅的海棠依旧年复一年地盛开着，花瓣随风飘落，依旧带着当年的芬芳。当书页轻轻合上，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依旧鲜活。如今，南开中学的《丹心》雕塑矗立在海棠树下，时刻激励着年轻学子们；周公馆的10对新人读着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书信，走向婚姻的殿堂……他们的书信、家规、故事、精神，早已化作民族血液，不断流淌。西花厅的那树海棠，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盛开，永不凋零。

（作者为人民日报出版社第八编辑中心编辑）

 

（《人民周刊》2025年第16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