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历史真相传达和平之声

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特别集会。近日，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吉林等地的历史学者、学生及民间人士1000余人，在线上相聚，通过口述证言、文献史料及书信、影像等实物展示，召开国际研讨会，揭露战争暴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本次国际研讨会由日本民间团体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袂举办，除了日本武藏野大学、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两个主会场，另设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敦化通沟书院、延边大学、美国旧金山抗日史实维持会几个分会场。发言者或以亲身经历，或以后来的调查研究，均从各自的视角还原历史真相。没有高昂的口号，没有激愤的说教，但每一位讲演者的叙述，犹如轰鸣的警钟撞击着与会者的心扉。会场气氛肃穆、凝重，即使相隔万里，亦可真切感受。

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口述历史国际研讨会日本会场（上）和长春师范大学会场（下）。

只知“被害”而不知“加害”的教育催生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

研讨会上，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介绍了研究会的发展历程，她的发言引发了众多与会者的兴趣和关注。

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07年，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秉持“揭示历史真相，向世界传递和平之声”的宗旨，挖掘记录教科书上没有记录的历史，搜集被刻意隐瞒、修正、洗白的侵华日军罪恶的证言，如至今仍被日本政府否认的731细菌战、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问题，并组织侵华日军老兵和反战的日本人士到中国谢罪。作为该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李素桢早在上世纪90年代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囿于文献资料匮乏，不得不到日本民间考察调研，访谈曾经在伪满洲居住的日本老人，由此结识了曾经的日本侵华老兵、“满蒙”移民的开拓团成员等。当她艰难地走进他们的世界，“便再也不能转身退回”，她看到了一幕幕有血有肉、与正统历史文献不同的活生生的史料，如山一般的铁证警示着世人：任何蓄意抹杀侵略罪行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在一次对日本100位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9月18日和8月6日在历史上是什么日子”时，能够回答“9月18日”的只有两名学生，即百分之二——一名曾到中国留学，另一名是日本遗孤的后人。而对“8月6日”的回答则为百分之百，学生们不仅知道这一天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投下，而且能具体说出爆炸时间和死伤人数，还另外补充了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对这样只知“被害”而不知或极少知道“加害”的历史教育现状，站在日本大学讲坛上的李素桢深感震惊。“问卷调查对我刺激很大，不仅促使我要继续对侵华老兵做口述调查，还激励了我设法宣传他们的口述证言。”在她和她的博导、时任樱美林大学副学长植田渥雄教授等人的共同倡议下，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采用金字塔式的多样本采集与数理统计方式，梳理文献档案与口述证言的关系，探讨口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价值，不定期召开口述历史讲演会，并举行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其召开的第31次例会暨口述历史国际研讨大会。

近30年的口述访谈及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个中酸甜苦辣难于言表，没有坚韧的毅力和执着的信念实难为继，更加之日本右翼势力的重压甚至威吓，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李素桢几乎以一己之力，收集了数以万计的侵华日军家信和照片，采访了数百名日本老兵，她也因此被称为“东亚民间口述历史第一人”。2023年底，李素桢团队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了日本民间侵华文献资料、战场遗物约1万件，纸质文献约300公斤，其中仅口述记录就达3000万字。

必须表达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歪曲的批判

曾任朝日新闻社记者的上丸洋一退休后用三年多时间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记者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该书是基于他对日本媒体如何报道南京大屠杀所做的调查撰写而成。他查阅了全日本约80种报纸及相关资料，发现当时的媒体被大量不实信息所充斥，或者是所谓的“正面报道”，或者对此保持缄默、视而不见。比如《朝日新闻》说，南京陷落时，日军在南京郊外的幕府山俘获了约1.5万名俘虏，但关于这些俘虏后来如何处置，该报并未有后续报道。战后，日军部队有军官作证称，由于俘虏陆续逃亡，最终只剩约1000人，日本防卫省的官方战争史也沿用了这一数字。然而，上丸洋一调查发现，当时的报纸中，曾刊登过暗示幕府山大约有2万人被杀害的报道。

朝日新闻社原记者上丸洋一撰写的《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记者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一书（左）刊用了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的影印件。

关于“百人斩比赛”，那时有不少报道，不仅如此，上丸洋一发现报纸上还刊登了许多类似“一人砍三十人、四十人”等内容的报道，其中，1938年2月26日《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另一个百人斩比赛”。该报道题为《悲愿百人斩的战功竞比》，文中写道：“（熊本第六师团的）A曹长与B军曹（文章中均为实名），皆为剑道二段的好手。两人决定来场百人斩比赛，在各大战场中挥舞日本刀冲入敌阵，遇敌即斩，一边互相竞争比拼砍杀人数，仿佛一场‘跷跷板式的砍头比赛’。……据说，A曹长目前已斩杀60人，B军曹为46人，均以心爱的家传宝刀将中国士兵劈砍。”这些报道显然是在颂扬士兵的“战功”。

尽管上丸洋一没有发现描述日军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正面报道”，但他意外地找到了一篇暗示南京城内发生集体屠杀的报道。当时的随军画家中川纪元在回国后这样回忆道：“在各处都看到几百人一组被绑在一起的俘虏，我不禁疑问：既然人数如此众多，怎么可能在断刀绝箭之前就束手就擒？也许是国家意识和战斗精神不同，但这情景实在令人泄气。眼前这些即将赴死的敌兵，他们也曾有父母、兄弟、妻儿，不禁让人想，他们曾过着怎样的生活？命运实在悲惨……”该文刊登在1938年4月2日的《都新闻》上。在新闻审查极其严苛的背景下，这篇文章仍然得以刊载，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从该文可知，日军集体虐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自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记者陆续奔赴中国。那时，不仅不能批评日本军队，甚至连对日本军不利的事实，比如掠夺、性犯罪、虐杀俘虏、残暴行为、杀害平民等，也都被禁止报道。由于有新闻审查制度的存在，记者们无法如实写下所见所闻。”上丸洋一说。但是问题在于，假使没有新闻管制，记者们会否如实记录战场的真相呢？战后，一位随军记者给出了如下答复：“我们之所以协助（日本军队），是为了让他们赢得胜利。因此，对于那些与这个方向相违背的事情，我们理应不去动笔——这是一种记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受到军人对报道内容的压迫。”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战地记者如果不能将真相告知世界，历史就会被扭曲走样，或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战火或有可能还会重燃。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就这样被恶意歪曲和隐瞒了。日本投降后，部分日本人通过传闻对日军暴行有了一些了解，报纸和广播偶有真实情况的报道，比如1946年2月22日的《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只有几十字的小新闻：“南京，20日，AP（合众社）消息：‘屠杀五十万人’。中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就1937年南京陷落时日军所实施的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并于20日发布声明称，因炮击、焚烧、绞杀、刺杀等方式死亡的中国人高达五十万人。”这些消息甫一刊发，即刻遭到“大量的谴责和抗议”。此后几十年间，虽然时有有识之士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并大声疾呼，却总会遭到极右翼分子的攻击和打压。

但是，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相只有一个。日本也不乏上丸洋一这样的清醒者和勇士，他们的存在是日本之幸、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现在互联网上关于历史的歪曲言论似乎正日益泛滥。在这种局面下，我想要为这混乱投下一石。”上丸洋一说他正在准备撰写另一本书，全面批判针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歪曲，“尽管我的力量微薄，但我希望以一个新闻人的身份，表达出对当下世界谎言与歪曲泛滥现象的抗议。”

痛斥军国主义，加强日中民间交流

曾在NHK（日本广播协会）任职的神崎多实子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新京”（长春）度过的。她回忆了自己孩提时代的长春印象。

1937年，年仅两岁的她随父母移居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她进了小学。学校教育充满了浓烈的军国主义色彩：语文课讲太阳旗，书法课练习写“以不足为足，则知足，未胜不他求”，体育课训练滑冰和踏雪行军，美术课不是画飞机就是手工制作军舰，音乐课教唱的是军歌，她还记得军歌的名字。军歌本是为鼓舞士气，但哀婉的曲调和伤感的歌词显然已流露出厌战的情绪，然而，这丝毫阻止不了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让孩子们所学的课程内容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图片反映的是伪满洲国虚伪的“五族协和”。

神崎多实子讲述了当年在“五族协和”（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和日本人）幌子下东北人民经历的苦难生活：“我家附近农民的房子都是用黏土和稻草凑合着搭起来的；小孩子上学，一半学汉文，一半学日文；中国孩子大都买不起溜冰鞋，常被日本教师打，还说是训练‘武士道精神’。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只能吃高粱米和小米，如果吃大米被发现，就要遭受惩罚甚至丧命。”

后来，日本战败、长春解放，东北师范大学迁到长春，神崎多实子先后就读于师大附小和附中，亲眼见证了扬眉吐气的中国人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师大礼堂演出的舞蹈《翻身》、话剧《白毛女》、歌曲《东方红》，让她感动不已，附小和附中的同学情、师生情赶走了在华日侨因为失去国家支持而带来的无力感和孤独感，“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塑造了今天的我”。提起新中国，神崎多实子语带感情，她不否认他们那一代既是军国主义的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她特别强调加强日中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两国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共同问题，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我们更应该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

民众的呐喊与历史回声交汇

今年7月刚满84岁的上田美每现任日本和平遗属会事务局长。他从未见过父亲，在他出生前两周，父亲被征召入伍，参加了野战高射炮部队，在满洲驻扎了两年零四个月。1943年12月，父亲寄来一封信，说明年这个时候三年期满，到时候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他随信寄来一些在满洲出售的香烟盒，此后便音信全无。直到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秋天，家里终于收到一份“战死公报”，原来父亲早于两年前就在新几内亚的萨尔米因病去世了。后来，上田美每通过战友会得知，父亲所在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全部耗尽，他们实际上是被活活饿死的。1986年7月，上田美每在报纸上得知和平遗属会成立的消息，该组织以“不再让任何人沦为战死者或战死者遗属”为宗旨，遂立即打电话申请入会。通过和平遗属会，他寻找父亲的愿望得以实现。大约20年前，他终于踏上了父亲征战过的土地——新几内亚，他第一次喊出了“爸爸”的称呼，那一刻，父亲仿佛穿越时空与他对话，他心潮翻涌、泪如雨下……

“人们常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但我想说，战争是人为制造的。为了让我的子孙后代不被卷入战争，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坚持和平活动。”在真相面前，上田美每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并身体力行，决然地走在维护和平的道路上，矢志不渝。

发出草根呐喊的又何止上田美每！

在中国吉林敦化，年轻的林宇鹏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李素桢带访谢罪讲演团到长春谢罪的专题报道，侵华日军儿子黑井秋夫用传统仪式在公主岭站前小学校庭跪地叩首“深深谢罪”，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悲声穿透八十载时空，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他立即行动，申请加入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寄望他主导下的通沟书院与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携手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和平”。

林宇鹏的家乡敦化岗子村（原通沟古镇）是吉东抗日的战略重地。1931年日本侵略者将这片土地拖入了人间炼狱。据地方志载，当地先辈大多投身于救国行列，林宇鹏的祖父辈也加入了吉东救国会领导的大刀会组织，或参加东北国民救国军。大刀会使用大刀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在一次战役中，大刀会负责人李天贞带领他的战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早上6点打到下午4点，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子弹从李天贞的嘴里穿过，壮烈牺牲，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当地流传。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10年前，林宇鹏与几位同好自费创建了通沟书院，搜集、整理、展示抗战史料和实物。

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埋藏着40万枚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毒气弹。

林宇鹏讲道，在敦化市哈尔巴岭深埋着40万枚化学毒气弹，是日遗化武的集中地。这些未爆弹药至今仍在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命健康，也成为战争罪行的有力注脚，“既是物质形态的战争物证，更是东北民众的创伤记忆载体”。

在中国香港，吴军捷领导的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将日军的细菌战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最不人道的细菌战至今仍鲜为人知，因其极度反人类，当年高度保密。战后，日本系统地销毁、转移档案物证，使真相还原极其困难。口述历史成为挖掘、甄别考证真相的关键途径，工作繁复而艰辛”。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在调查中发现，驻扎在广州的日军8604部队打着“防疫给水”的幌子，将成千上万的香港难民像对待苍蝇一般消灭，弃之于南石头掩埋场，掩埋场的磷火“至今灼烧良知”。

在美国旧金山，一群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华侨自发组织起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有人问他们：“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应该关心美国的事情吧？”“抗战已经过去几十年，为什么还要再提？”对此，维护会给出了坚定的回答：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中美两国携手合作，结成坚实的盟友，美军飞虎队员在中国上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保卫自由世界。正因为有那一代人的牺牲和付出，我们这代人——二战后出生的孩子才得以生活于和平岁月。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8月，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举办了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由20多个华人艺术团体联合参演《黄河大合唱》。“我们有责任让历史真相不被遗忘，不被篡改。”“唯有尊重历史，才能珍视和平。”李玲会长的话掷地有声。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传达和平之声

村山首相谈话继承会理事长藤田高景重温了“村山谈话”。

1995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谈话”明确承认：日本在不久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错误的国策而走上战争之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并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和痛苦。对此，村山首相表示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谦虚地面对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表达由衷的谢罪之情。”这份“谈话”得到了中国、韩国、美国以及欧洲等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高度评价，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向国内、国际社会阐述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