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脉

一进沙河沿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雨稍小，“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雨再一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嘚嘚的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沙河沿戴家坐拥400多垧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义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年骑马挎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全部地契、借据。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灭，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10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额穆、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打没了，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武器落后，戴万龄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3个连，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易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切齿。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军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龄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龄断然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龄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罗子沟一带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百人。

1937年之后，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龄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统统落入敌人布下的罗网。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燃眉之急，戴万龄不得不挺身涉险，带着三儿子戴克吉等人潜回沙河沿筹粮。戴万龄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十几名战士当场牺牲。

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龄抗联队伍去向，戴万龄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两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

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三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四代“友”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龄孙子辈的几个孤儿。

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挎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

“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

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龄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友喜，就是寇氏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

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龄的小孙子戴友喜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百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龄还是惊出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爹，这是克政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边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突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龄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龄器重。“留下这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友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友喜。

戴友喜的父亲戴克政是戴万龄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友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友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四男一女五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寇氏的娘家沙河沿寇家屯。

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沿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友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脊檩与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起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追认革命烈士的帷幕。

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四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

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知继续奔走。

1995年，戴克政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龄、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7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龄。面对戴世忠，我竟一时恍惚，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龄。我想，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也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2025年9月3日，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

 

《人民日报》（2025年09月15日 第 20 版）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