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土到沧海，从纸页到人心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的历史时刻，长篇叙事诗《号角》如一支穿越烽火岁月的精神号角，在2025年的出版长河中激荡起深沉的回响。作为《号角》的责任编辑，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部作品从构思到问世的过程。此刻，当它荣膺2025年度“中国好书”之际，我的心情正如聂耳笔下那激昂的旋律——既是礼赞，也是回望。谨以这份编辑手记，致敬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不朽精神，也记录下这部作品诞生的点滴历程。

 

一、从红土到沧海：追寻聂耳的生命足迹

聂耳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抗争史与精神史上的重要篇章。2024年初的北京订货会活动上，我再次与作家何南老师相遇。那时的我们刚刚合作完成《破晓》不久，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与默契。在一次关于红色主题儿童文学未来方向的深聊中，何南老师提到了聂耳。

“我想写他，不只是写他的音乐，更是写他这个人——那个23岁便戛然而止的生命，那个用音符为民族呐喊的青年。”何南老师的话语中带着少有的激动。我当即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极具分量且富有时代意义的选题。

彼时，距离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国歌诞生90周年尚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若以此为契机，推出一部致敬聂耳、致敬《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向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当代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破晓》作为书写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诞生故事的红色儿童小说出版后，晨光出版社与人民日报出版社随即共同策划了“诞生三部曲”的出版项目。在与何南老师深入沟通后，我们决定将第二部作品定位为书写《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故事。于是，《号角》应运而生，成为这一系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篇章。

 

 

与《破晓》不同，何南老师最初设想的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传记作品。但在几次策划会后，我们共同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来呈现聂耳的一生。叙事诗这一体裁，在当下儿童文学出版中并不多见，但正因其稀缺，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美学突破。我们相信，诗歌是音乐的灵魂近邻——用诗歌写音乐家，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2024年秋，我与本书的另一位责编——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陈红主任一块陪同何南老师踏上了前往云南的采风之路。玉溪的聂耳音乐广场、昆明老街的“成春堂”旧址、聂耳故居……每一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玉溪，那天倏然落下的雨，让我们在聂耳铜像前顿悟：聂耳的生命如音符般戛然而止，上苍也必然为之痛惜。何南老师后来说，那场雨给了他整部诗的精神基调。

云南之行结束后，何南老师并未停下追索的脚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循着聂耳短暂而璀璨的生命轨迹继续前行。在陈红老师的陪同下，他来到上海徐汇的百代小红楼——那里是聂耳去世后《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完成灌制的地方，斑驳的墙壁与老旧的地板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旋律。而后，他不远万里，远赴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岸——那是聂耳罹难之地。在鹄沼海滨，何南老师伫立于聂耳纪念碑前，在万千鸥鸟的颉颃与低鸣中，望着太平洋的海浪一次次拍打着聂耳最后停留的地方。他在后来发表于《人民周刊》的创作手记中写道：“诗句就像聂耳那把二手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的旋律一样汩汩涌出。”正是在那片遥远的海滩上，在聂耳胸像浮雕沉默的注视下，整部《号角》的诗歌结构与精神主线豁然贯通。他说，那一刻，他真正与那位吹响号角的少年重逢了。

 

二、在诗行间反复打磨：匠心编校的时代回响

《号角》的创作过程，是一次与时间赛跑、与心灵对话的旅程。然而，这条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它的开篇就充满了探索与磨合。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书写聂耳的成长故事，编辑团队与何南老师都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以往我们合作的《破晓》是小说体裁，叙事自由度高；而《号角》要在严谨的史实框架下，用诗的语言完成叙事，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多次沟通，我们商定了一个稳妥的方案：由何南老师先写出前三章，我们编辑团队认真研读后提出反馈，再共同确定后续的创作方向。

 

 

何南老师以他一贯的高效与热忱，很快发来了前三章的初稿。我第一时间通读完毕，心情复杂——一方面，诗行中流淌着聂耳童年的气息、家庭的温暖、音乐的萌芽，情感真挚，场景生动；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叙事诗，它的节奏、体量、形式感似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组织团队的全体编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题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最终形成了一份详细的初审意见。

我在意见中既肯定了作品“叙事清晰、情感真挚、场景生动”的优点，也坦诚地指出了可优化之处：诗歌体量可能过大（前三章750行，预计全书会超过6000行），节奏略显拖沓，线性叙事缺少“珍珠项链”般的跳跃与留白，部分段落的指向性不够强，意象的象征意义可以更深入。最令我警醒的是，一位此前不了解选题来龙去脉的编辑老师反馈说：“读起来像是在读童谣，但文字难度对应的适读年龄又比童谣高，具体点说像是在读快板的词儿。”这个评价像一盆冷水，也像一剂清醒针——我们立刻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创作思路。

我将初审意见郑重地发给了何南老师，内心有些忐忑，毕竟这些意见涉及对作品根基的调整。但何南老师读后，不但没有丝毫不悦，反而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了：“你们说得对！这首诗不能变成‘快板’，它得有诗的灵魂和骨骼。”他欣然接受了大方向上的调整建议，并与我逐条讨论了修改方案。

很快，编辑与作者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何南老师以惊人的领悟力重新规划了全诗结构：将总行数精简至4000行左右，打破严格的线性叙事，转而选取聂耳生命中10余个关键“珍珠时刻”进行诗意聚焦；每节增设小标题，强化形式感；将“小鸟”“琴声”“海浪”等意象贯穿全诗，构建起自由、抗争、永恒的精神象征。调整之后，创作顺利多了，后续章节如行云流水般推进。何南老师以出奇的效率完成了初稿，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编校环节。作为一部叙事诗，《号角》既要有史诗的庄重，又要有抒情诗的灵动；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在诗意中升华。我带领编辑团队，与何南老师反复推敲每一节诗行的节奏、意象、情感张力。

我们确立了“小引+诗章”的双重文本结构：小引以纪实笔法奠定历史基石，诗章则以灵动诗行放飞艺术想象。虚实相生，让聂耳的形象在历史真实与诗性光辉的双重烛照下，变得立体、鲜活、可感。

编校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大量党史、国歌史细节的准确性。为此，我们邀请了中共党史、中国音乐史、中国新闻史等领域的专家进行多轮审核，确保每一个年份、每一处地名、每一个历史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将“当代价值”的传达作为编校的核心——聂耳不仅是“为国而歌”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会迷茫、有焦虑，但在艺术道路上始终孜孜以求的热血青年。这种“青春化”的叙事视角，拉近了历史人物与当代读者的心理距离。

 

三、让红蓝在纸上歌唱：装帧设计的视觉诗篇

对于《号角》这样一部以音乐家为主角的叙事诗，视觉呈现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文字创作。如何用设计语言传达聂耳的灵魂特质？如何让封面与插图既符合当代审美，又不失历史的厚重感？我和装帧设计老师为此经历了无数次的头脑风暴与方案推倒重来。

最初几版设计稿，或偏于写实，或过于传统，总觉得缺少一点“呼吸感”。直到有一天，我们重读聂耳的人生轨迹——一面是如火焰般炽热的革命激情，一面是如深海般沉郁的艺术敏感。设计老师灵光一闪：“聂耳的性格，不就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吗？”于是，红蓝双色调的封面理念就此确立。热烈的红，象征他为民族呐喊的赤子之心；深邃的蓝，暗合他内心世界的孤独与执着。两种色彩在封面上碰撞、交融，仿佛聂耳生命中的冰与火之歌。

内文设计同样延续这一理念：红色元素对应激昂的进行曲时刻，蓝色色调铺陈其求索与徘徊的岁月。版式疏朗开阔，字号与行距充分考虑青少年阅读习惯，每章开篇辅以简要历史背景注释，帮助青少年读者轻松进入诗意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插图的创作过程。为了呈现书中那些超现实的诗意意象——“被海水淹没的小提琴”“琴键构成的中国长城”“音符化作飞鸟掠过战火中的大地”……我们大胆尝试了AI辅助绘制技术。先由设计老师与AI反复对话生成基础图像，再经人工精修、调色、渲染，最终得到一系列既唯美又抽象、既现代又深情的插画作品。当这些插图第一次呈现在专家审读会上时，多位美术评论家与出版前辈赞叹：“这是科技与人文的美妙合奏，赋予了红色题材全新的艺术可能。”

 

 

装帧设计的每一步探索，都如同聂耳谱写乐曲时的推敲与取舍。最终呈现在读者手中的《号角》，是一本可以读、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感的立体艺术品。红与蓝交织，诗与画共鸣，这正是我们献给聂耳、献给国歌的一份视觉礼赞。

 

四、让文字长出声音和翅膀：融合出版的多维延伸

《号角》的出版，并未止步于纸质书的问世。策划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一书多态、融合传播”的思路，努力打造一个立体、多维度的红色文化产品矩阵。

2025年6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号角》新书发布会举行。著名表演艺术家张凯丽和朗诵艺术家张宏倾情演绎了书中章节，以深沉动人的声音为文字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丁丁、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任远征、云南出版集团董事长洪耀星等共同为图书揭幕。

随后，《号角》有声书项目正式启动。当激昂深沉的朗诵声通过音频平台、学校广播、线上活动流淌出来时，这部作品的感染力突破了阅读的局限，实现了更广泛、更沉浸的传播。

与此同时，我们依托人民日报社的传播平台优势，推动《号角》在主流舆论场持续发声。白庚胜、海飞、柳建伟、陈香、胡哲、时遂营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深度解读文章，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刊发。2025年8月，“号角嘹亮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编辑部总编辑陈贽出席，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等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作品的文学特质与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讨。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张凯丽、张宏等艺术家的支持下，《号角》改编为音乐剧或舞台剧的创作已经启动；多媒体研学课程、影视化改编也在积极推进中。我们相信，红色文化IP的创造性转化，将让聂耳精神以更多元的形态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五、当号角吹响之后：一部作品与一个时代的共鸣

《号角》上市以来，出版半年内销量近15000册，跻身2025年下半年原创诗歌类销售前列，相继荣获2025年冰心儿童图书奖、第二届“聂绀弩杯”叙事诗创作邀请赛一等奖，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年度童书、2025百道好书榜年榜·杰出原创影响力图书、新华社“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优秀主题图书”推荐名录、2025年“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荐读书目（第二辑）、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新书书单、云南省中小学“好书相伴快乐成长”读书活动推荐书目等重要榜单。

 

 

2026年初，《号角》荣膺2025年度“中国好书”。这一荣誉，在我看来，不仅是对何南老师创作才华的认可，更是对国歌、对聂耳、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深情致敬。

许多读者反馈，通过《号角》，他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认识”了聂耳，理解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小学校园里，《号角》的有声选段成为主题班会、艺术教育的生动素材；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分享着书中触动心弦的诗句，探讨青春与信仰、个人与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责编的我深知，一本书的力量终究有限，但当一个故事、一种精神被无数人传诵、共鸣，它便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可能。《号角》所奏响的，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旋律；所激发的，是代代相传的奋进力量。

从《破晓》到《号角》，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诞生到聂耳的生命绝唱，我何其有幸，能以编辑的身份，陪伴这些红色故事从无到有、从纸页走向人心！每一次编校、每一次策划、每一次与作者并肩作战，都是对我初心的淬炼。

在此，我还要特别提及“诞生三部曲”的后续进展。作为一个地方少儿出版社与中央媒体出版社开创性合作并横跨近10年的出版项目，三部曲的最终章《开卷》计划于2027年出版。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100周年，我们将以第三部作品书写新华书店诞生于战火中的动人故事。目前，该项目已得到新华书店总店的持续关注与支持。我们相信，当《人民日报》《义勇军进行曲》与新华书店这三个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精神密码的“新生儿”以文学的面貌完整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必将构成一部跨越时空的红色史诗，让革命薪火在青少年心中代代相传。

三部曲，三种诞生，同一种初心。从破晓之光到嘹亮号角，再到即将开启的书香长卷，我们愿做那个执灯的人，以出版之力，让红色基因在文字中永生，在少年心中生根。

（作者为《号角》责任编辑、现任云南科技出版社副社长）

（《人民周刊》2026年第10期）

（责编：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