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岩下的生命托举

崩塌，猝不及防。

7月17日上午9时许，一声巨响撕裂了乌江画廊的宁静。重庆市汉葭街道一处路段突发山体崩塌，巨石裹挟着泥沙倾泻而下，多栋房屋瞬间被吞没。烟尘腾起，遮天蔽日。

 

“有人被埋”——这四个字像电流一般，击中了每一个接到命令的人。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迅疾展开了一场生命大营救。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极速竞跑。总队值班室内，各席位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项指令火速下达。总队、支队两级指挥机构迅速出发，任务官兵紧急赶赴一线。

这是一场体力与意志的极限考验。现场高温炙烤，危岩摇摇欲坠，官兵们向险冲锋，连续奋战，无一人退缩。

这是一场生死线上的血肉托举。官兵们用肩膀扛起断裂的楼板，用双手刨开碎砖乱石；他们以身躯筑起屏障，以生命守护生命，在最危险的地方，托起被困群众生的希望。

“我们快一点儿，希望就多一分”

7月17日，本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巨响传来的时候，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彭水中队中士班长刘伟龙正组织班里的战士擦枪。

中队长肖鑫磊接起一个电话，急匆匆下达命令：“紧急集合！战备值班力量迅速领装备，跟我走！”

直觉告诉刘伟龙，肯定出事了，他催促着前面的战友，“快”！11名官兵迅即整队，领取装备，登车出发。

情况紧急，肖鑫磊在车上传达了情况通报，并将现场的一张航拍图递到大家眼前。眼前的画面令人窒息——山体像是被劈开了一道狰狞的伤口，巨石错位堆叠，房屋垮塌成一堆瓦砾，原本葱绿的山坡只剩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土黄色。

刘伟龙盯着照片，喉咙发紧。他参加过多次抢险救援，洪水、泥石流都见过，可眼前这场景，还是第一次。

尤其是“有人被埋”的消息，像眼前的巨石一样压在他心头。他紧皱着眉，紧攥着手里的救生绳，不停地跟身边的战友说：“得快点！我们快一点儿，希望就多一分。”

路上，往来车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刘伟龙盯着窗外缓缓后退的行道树，手指不停地敲打着膝盖。

车窗外，撤离的人群惊魂未定；车窗内，一双双眼睛紧盯着前方。平日里10分钟左右的路程，此时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20多分钟后，他们抵达现场。车还没停稳，刘伟龙便第一个冲了出去。航拍画面压缩的震撼，在此刻完全释放：现场一片混乱，山体崩塌的扬尘遮云蔽日，巨石横在眼前。耳边充斥着鸣笛声、喊叫声和大型救援装备作业的轰鸣声……

“当前最要紧的是救人！”刘伟龙和5名党员组成突击队。他们在事发地域边缘拉起警戒线，然后开始一寸一寸向废墟深处挺进。

山上，碎石还在零星滚落；脚下，楼板倾斜、墙体开裂，每一步都可能导致新的坍塌。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支撑点，只能双膝跪在碎砖乱石上，徒手去刨、去扒。

刘伟龙冲在前面，一边摸排现场结构，一边配合地方救援力量探测生命迹象，嘴里不停叮嘱身后的战友：“脚下踩稳，注意头顶。”很快，他们找到了幸存者。手抬肩扛，紧急送医。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指挥部新的指令就来了。山体崩塌在江面一侧形成了一个近乎垂直的崩塌面，这是救援中地势最险、难度最大的一块区域。刘伟龙带着突击队，又扑了上去。

 

他们继续冲在最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坡度陡，作业面小，他们手脚并用，在近乎垂直的崩塌面架设救援梯，打通了第一条救援通道。

“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救援就一刻不停！”进入作业面后，官兵们徒手刨开厚重的泥石和碎砖，协同地方救援力量，搜救被困群众。当天，他们成功转移出8名被困群众。

“快一点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快一点儿。”7月17日上午，总队指挥机构开进路上，参谋王铭通过回传画面研判现场态势，一面同步信息，一面调度兵力。“生命大营救，就是跟时间竞跑。”他说，“我们快一点儿，被困群众生的希望就多一分。”

现场，指挥员和战斗员都瞄准一个目标——快。抵达现场后，王铭联合其他人员迅速前出，实地勘查、评估论证，结合搜救转运、清障排险、安全警戒、监测预警等任务调整编组、优化战法、科学施救。

经过研判，总队定下“分区划块、向心推进、水陆联动、立体搜救”的战法，任务官兵编为3个作业小组，从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和水上3个方向同步推进。

下午两点过后，气温蹿过了40摄氏度。废墟上没有一丝遮挡，热浪蒸腾。刘伟龙感到头一阵阵发晕，眼前开始冒金星。肖鑫磊看出不对劲，让他去宿营地休息。刘伟龙猛灌了一口水，摆了摆手：“队长，我还挺得住，我还要救人。”

直到傍晚6点，指挥部评估现场有二次崩塌风险，已经连续奋战8个多小时的刘伟龙，才撤出作业区。但他没有回宿营地，而是走上警戒区域，开始疏导车辆、劝离围观群众。

 

“不要因为我不是党员，就不让我上一线”

7月25日，崩塌发生后的第九天。崩塌路段南侧，20多名官兵还在坚守。为保证大型机械正常作业，他们在外围担负警戒封控任务。但是，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心里也铆着一股劲，只等指挥部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再冲进去。

在这群人里，中士吴志远是个不爱吭声却总爱冲在前头的人。队伍抵达的第一天，山体崩塌扬起的尘烟让搜救无法展开。指挥部决定用消防水枪喷淋降尘。吴志远主动请缨，动作麻利地铺设好水管，随即扛着水枪，冲上废墟展开作业。他在松动的碎石间吃力地找落脚点，泥浆顺着安全帽往下淌，灌进领口。他全然不顾，死死把住水枪，协同地方救援力量把漫天的扬尘压了下去。

那天晚上，临时党支部决定组建党员突击队，在此之前需要统计党员人数进行编组。吴志远听在耳里，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种时候，党员是有“特权”的，只有他们才能上一线、打头阵，而自己目前还没入党。

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半夜两点，他叫醒了班长李杰，说出了心里话：“班长，今天的任务你也看到了。我入伍前干过消防，我有经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不要因为我不是党员，就不让我上一线。”

李杰被这没来由的话说愣了。等弄明白原委，他拍了拍吴志远的肩膀：“组织突击队，是为了让党员去啃最险最硬的骨头，可不是要把谁拦在外面。你这身本事，肯定能用得上。”

“我是党员，有我在。”这是救援现场喊得最响的一句话。但如果你在这片废墟上待过，就会知道，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在任务最重、最险的地方，总能看到一群佩戴着“党员先锋队”红袖标的人冲在最前面。

7月17日当晚，现场突降暴雨。崩塌山体经雨水浸泡，边坡溜滑、二次坍塌的风险陡增。连续奋战一整天的中士班长唐云海，第一个找到临时党支部请战：“我白天摸排过边坡地形，情况我熟。夜间观察哨，我站第一班。”

话说完，他带着3名党员骨干冒雨攀上高位观察点。“盯紧这里，确保现场及周边安全。”当晚，12名党员骨干主动请缨值守哨位，轮流值守。

临时党支部有几条不成文的规矩：党员干部站最靠近山体的警戒哨，睡宿营地的风口处，打饭、洗澡排在最后。

上等兵张华培，是在大学时入的党。任务中，他多次揽下夜间警戒任务，只为了让战友多睡一会儿。在他的带动下，同年兵洪佳聪冒着高温，一趟趟为救援队伍搬运冰块；上等兵樊泽河发挥专业特长，为宿营地铺设线路、保障供电。

一天夜里，二级上士严博突然腹痛呕吐，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输尿管结石。经过治疗，结石第二天排出，人刚缓过劲来，就打报告要回一线：“我现在已经好了。让我回去，一线多一双手，就能再快一点儿。”

列兵许布克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生敬佩。他学着严博的样子，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他年龄最小，大家心疼他，让他歇一歇，他却觉得并没有什么：“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如果不看袖标，你分辨不出谁是党员。”指导员黄希说，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向党员看齐、向党旗靠拢。

当有人喊出“我是党员，有我在”的时候，他身后一定还有人跟着喊——“我也在”！

“必须多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

二级上士张光宪接到命令时，正在支队教导队参加集训。他拎起一架无人机，跳上车就往现场赶。

车行一路，路边站满了撤离出来的群众。女人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还有人光着脚。突然，人群中有人隔着车窗竖起大拇指：“穿军装的来了，心里有底了。”

这句话在张光宪心里掀起了波澜，他想，“必须多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

现场崩塌面积大、作业面狭小，人工勘查视野受限，一时难以掌握岩体变化情况。悬在头顶的危岩随时可能再次崩塌，总队指挥机构决定成立预警观察组，实时跟踪监测山体状况，为救援提供指引。

张光宪是支队无人机教员，去年底带队参加总队集训赢得团体第一。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主动报了名。

 

预警观察组，说是一个组，其实只有张光宪和支队参谋屈生权两个人，而且屈生权每日奔走在各个救援指挥所，更新数据、同步信息，实际操作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也就意味着，战友们往哪搜、往哪撤，系于他一人。这样的压力不言而喻。

“双手操控摇杆，眼睛要一直盯着屏幕，脑子要同步判断画面中的每一处异常。神经一直是绷着的。”从7月17日上午进入核心区，他一直守在监测点，换电池不换人，持续作业10多个小时，回传了30多组核心数据。

7月17日下午5时左右，张光宪从显示屏中发现，山体南侧坡面岩体出现滑移迹象。他心里一凛，赶紧放大画面。碎石正从坡面簌簌滚落，而在碎石上方，一块岩石在微微晃动。

“南侧崖壁有落石风险，撤离！撤离！”他抓起对讲机，立即发出预警信号。指挥部迅速组织救援力量有序撤出。

7月18日晚，为了给三维建模提供数据，张光宪搭乘橡皮艇，在乌江上一米一米地横移标点测绘。那一晚，他和屈生权拿着测绘数据，逐一找到应急、消防、安能、地矿等救援力量，用测量机器人、边坡雷达进行交叉修正，确保每一个数字都精准无误。

“天眼”要明亮、敏锐，指挥“大脑”才能高效运转。他们结合救援进程，动态更新数据，不断优化崩塌现场模型，协助科学施救、巡查排险高效展开。他们平均每天向信息池中投送50多组数据，为指挥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官兵用命守护人民，人民用心疼着官兵。暖流，在废墟上双向奔涌。

一天清晨，崩塌路段南侧，中士班长高庆正组织运渣车入场。一位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跟前。高庆刚想劝他离开，老人却从怀里掏出一沓钱，皱皱巴巴的，有零有整，往高庆手里塞，“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也想出份力，这钱你们收着”。

高庆鼻子一酸。他把钱小心地揣回老人的口袋，搀扶着他走到一旁坐下：“大伯，心意我们收下了。前面什么都有，您放心。”

老人还在说着什么，高庆已经听不太清了。他只想着一件事：还能为老百姓再做点什么。

此后的几天，除了外围警戒，高庆主动帮志愿者搬运救灾物资，给运渣车司机递上冰镇饮料。他说：“总觉得做得还不够。”

“多为老百姓做点什么”，这是在场的每一名官兵心头最朴素的想法。

支队指挥机构设在当地一所学校。任务间隙，二级上士李冰鑫和中士侯顺达悄悄把校园里坏了的电灯、水龙头和空调挨个检修了一遍。

文职医生张儒林每天辗转3个医疗点，除了为官兵巡诊送药外，还主动为地方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周边群众义务巡诊，紧急处理扭伤、中暑、皮炎湿疹等伤病，发放防暑降温药品，定时对环境进行消杀。

这些发生在废墟边缘的小事，或许不会写进报告当中，却深深印在每一个亲历者的心里。风拂过乌江，废墟上，新的路基已隐约可辨。而在每一名官兵滚烫的心里，那个问题始终盘旋：我们，还能为老百姓再做点什么？

 

（《人民周刊》2026年第15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