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北京时间与世界步履

六月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有书香的时候，在这座拥有八百年建城史的古老都市里，正发生着一场关乎文字与思想的惊艳唤醒。

202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北京国际文学周同步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翻译家、作家、版权经纪人汇聚北京，讨论文学如何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北京国际文学周作为BIBF的重要活动之一，特别强调文学的国际传播与文明对话，为中国作家与世界读者之间搭建桥梁。在这场世界瞩目的盛会中，我有幸邀请到两位在当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来到直播间——李洱老师和乔叶老师。

 

如果把当代中国文学比作一片辽阔的森林，那么李洱和乔叶恰好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重要的树木。李洱像一棵深扎地下的古槐，他的根须不断向历史、知识、思想深处延伸。乔叶则像一棵生长在村庄旁边的白杨，她始终贴近大地，贴近普通人的呼吸与体温。他们都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介绍到海外市场，让越来越多外国读者开始通过文学理解中国。这场直播访谈主要围绕“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讲述中国”“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向世界”展开。

谈到李洱，就不得不提他的代表作《应物兄》，很多读者第一次打开这部小说时都会有些吃惊。因为它不像传统小说，里面充满知识、讨论、辩论和思想碰撞。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不是小说，这是一场长达数十万字的思想实验。李洱老师的作品里总有一种知识分子气质，我问他：“为什么今天还要写知识分子？”李洱老师笑着说：“因为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很多人习惯把知识分子神圣化，但李洱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写知识分子的困惑，写他们的矛盾、软弱、犹豫，写他们在时代面前的无力感。在李洱的作品里，你能看到钱锺书的幽默，也能看到博尔赫斯式的智性游戏，还能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余韵，他的小说像迷宫，但穿过迷宫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在思考人生。

 

 

如果说李洱的小说不断向思想深处挖掘，那么乔叶的小说则不断向生活深处扎根。很多读者认识她，是因为《最慢的是活着》，而真正让她走向文学高峰的，则是《宝水》。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宝水村的地方，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有的只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生活。但正是这些日常，构成了中国最真实的面貌。她说中国的根还在乡村，从《诗经》到《红楼梦》，从沈从文到赵树理，中国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即便今天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但我们的文化基因依然来自乡土。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两位虽然现在都是北京文学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文学起点和生命初体验，都深深扎根在中原大地，他们都是河南人。李洱老师的济源、乔叶老师的修武，都是黄河文明的核心腹地。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北漂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李洱老师说，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从地方走向北京的。北京作为一个文学场域，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巨大的“出海口”。新时代的北京书写，必须打破过去的“胡同叙事”或单一的“京味儿框架”，因为北京不是一个凝固的标本。他说河南对自己的影响，是对历史的演变、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种天然的焦虑感和审视感。而北京给他的，是一种“万米高空”的视角，在北京写作，每天面对的是政治、文化、国际化的最前沿，你的个体生命被扔进一个极为复杂的现代性网络中。比如李洱老师在写《应物兄》的时候，虽然里面的学院和人物有着各种地方的影子，但那种跨学科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只有在北京这样的文化场域里，才能获得最饱满的张力。

对于乔叶老师而言，她认为从河南到北京，是一次全方位的“补课”和精神重构。她开玩笑说，自己早期写作吃的是报纸副刊和期刊的“粗粮”，但那种民间的、生鲜的语言一直流淌在血液里。《宝水》写的是太行山深处的村庄转型，看起来是绝对的豫北乡村，但其实，这部小说是乔叶搬到北京之后才真正写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一个人生活在河南乡村时，乡村对她来说太理所当然了。只有来到北京，站在这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回望故乡的姿态才会获得一种“间离感”和新的参照系。乔叶老师很庆幸来到北京，这座城给了她文学养分，在北京的每一个微小的外来务工者、每一个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寻找出路的年轻人，他们身上都带着时代的缩影，北京让她学会了用一种更开阔的眼光去打量民间。就像《宝水》里的青苔，只有在太行山和北京的双重凝视下，它才能既长出中原的厚重，又开出属于现代中国，甚至能被世界读懂的文学之花。

这次BIBF书展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就是首次设立了网络出版联合展台，聚焦AI解决方案、数字阅读以及微短剧等。在信息和科技狂飙突进的2026年，AI不仅在写诗、在翻译，甚至开始尝试写小说。我向两位前辈请教：该如何应对这一切，文学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李洱老师激动地说出两个字：抗议。他说，如果算法时代试图在精神上取消人、取消人的主体性，那么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一定要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微弱的抗议。自然科学可以迭代，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取代过去的成果，但文学和哲学不会。我们永远不能说当代文学取代了古典文学。比如最近北京正在上演莫言的戏剧《鳄鱼》，你尽可以夸赞它，但你不能说它取代了古希腊戏剧，因为文学处理的是人心深处最恒久、最不可能被算法量化的部分。再比如，什么是真正的“宽恕”？真正的宽恕是去宽恕那些“不可能宽恕的人和事”。它不能出于功利交换，不能带有目的，它是一种超越性的体验。当面对历史、面对集体性的重大事件时，我们如何去建立一种全新的、带有悲悯之心的精神伦理关系，这些是AI永远无法算出来的，因为AI没有痛苦、没有肉身，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更没有对不完美的羞愧。

李洱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语言的活力就是人的活力，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力，如果我们的语言变成了干瘪的网络提示词，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萎缩。文学创作者的责任，就是通过语言的探索，重新激活人的主体性，让人在字里行间重新找到面对未知命运的勇气。

李洱老师这番“热气腾腾”的表达，让我想起多年前阅读他的《李双双小传》，那种活生生、鲜灵灵的民间气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语言取向，那种语言里有人的体温，有大娘拍大腿的泼辣，有汉子喝完大碗茶后的长叹。这些东西是算法无法模拟的，因为它们是没有规律的、充满了偶然性和生命的瑕疵，这些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2026年的今天，“北京作家日”正式焕新升级为“北京国际文学周”，其核心宗旨就是“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我们欣喜地看到，李洱老师的《导师之死》《花腔》《应物兄》在欧美，尤其是德语区有着极高且深刻的评价，乔叶老师的《宝水》也正在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走向世界。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往往带有某种“猎奇”或者“寻找社会学标本”的眼光。当我问两位嘉宾是否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误读时，李洱老师坦率地说完全不担心翻译，他说“哪怕托尔斯泰的书被翻译得再糟糕，他还是托尔斯泰，依然伟大”。

李洱老师重点谈到，我们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不要故意去迎合西方的叙事套路，而是坚持用我们自己独特的、成熟的中国叙事体系，去处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命题。我们要完成的，是从展示一个“老迈帝国的奇观意象”，到展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现代的“少年中国”的转变。我们要告诉世界，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普通人，在技术与人文的夹缝中是怎样思考、怎样痛苦又怎样突围的。当你的作品能够切中整个人类精神历史的痛点时，国际化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乔叶老师说在《宝水》的外译过程中，最初也曾有过顾虑：这么一个充满了中国乡村秩序、豫北方言、传统二十四节气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纯中国故事”，外国读者能看懂吗？汉学家能翻译准确吗？但是一位意大利的翻译家彻底打消了她的疑虑并对她说，虽然他不了解中国的精准扶贫或乡村振兴，但他太熟悉那种属于乡村的、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了。他说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乡村，村头老太太们聚在一起聊天、嚼舌根、互相帮衬又暗中较劲的氛围，和《宝水》一模一样！

那一刻我特别感动，我也深刻明白了：民间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地方的，只要它在情感和人性的层面上是绝对真实的，它就拥有最大面积的国际性。就像30多年前，河南姑娘乔叶读英国作家写的《简·爱》，会为了女主人公对人格平等的渴望而深深共振；今天，一个在伦敦或罗马的读者，读到《宝水》里地老天荒的土地眷恋、读到中国村民在生活的细微处展现出的那种隐忍、善良与乐观，他们也同样会流下眼泪。

如果仔细翻看文学史，诸君一定会发现真正走向世界的作品，从来不是为了世界而写。《百年孤独》不是为了外国人写的，《战争与和平》不是为了外国人写的，《红楼梦》更不是为了外国人写的。它们首先忠于自己的土地，然后才成为世界文学。两位老师的回答让我看到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在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的今天，我们谈论走向世界，已经不再是30年前那种急切地想要获得西方认可的姿态，而是一种平视的、开放的、系统性的出海传播。

访谈结束时北京下起了阵雨，在淅沥的雨声中，我的耳边回响着李洱老师关于“捍卫人的主体性”的呐喊，以及乔叶老师关于“民间就是世界的”深情笃定。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宝水》这本书里一直贯穿的那种大地的隐隐雷声和绵绵细雨。生活是一场大雨，每个人都在雨里奔跑，都在扛着自己的难。真希望更多国外的读者在读到中国文学时，能够穿过那些不同语言的字母符号，闻到我们土地上的盐气和潮湿风声，看到中国人在大雨中从未丢掉的那点善良与热爱。愿我们的文字像春雨润物一样，越过万里关山，最终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读者心里，汇聚成同一种热气腾腾的欢笑与眼泪。

（《人民周刊》2026年第14期）

（责编：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