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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现代才有的词汇。古代虽然没有这个词，调研活动还是有的，当然程序不像现在这么严谨。孔子曾经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批评有些人“自己不懂却凭想象制造”，强调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不知而作”、拍脑袋决策，是孔子所反对的。
孔子做过地方官，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自然少不了。《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论，对他的行为记录较少。既然是发表言论，多数情况下，孔子直接“讲结论”“作总结”，不会“绕弯子”去谈自己如何作调研。然而，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却罕见地提及了自己的“调研思路”——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的意思是，夏朝和殷朝的礼，我是可以说出来的（吾能言之），可是，如何证明我说得对呢？按道理，可以到这两个朝代的后裔所在国——杞国和宋国，去找一下证据，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杞国和宋国也没法作证了（杞、宋不足征也）。原因是什么呢？“文献不足故也。”文献，今天指资料的遗存；在《论语》中，一是指资料遗存，二是指当时的贤者（献，贤也）。
孔子对于“礼”，态度是严谨的。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所学来宣传“礼”，另一方面重视“征”，希望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如何证明呢？最好的办法是实地调查。夏商已经成了“过去时”，但后代还有封地，是可以去“调研”的。
孔子真的去杞国和宋国做过调研吗？从文献记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中，有如下记载——
言偃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乎？”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内容比《论语》更为详细，孔子明确表示自己到了杞国和宋国（之杞、之宋），结论也和《论语》相同——杞国和宋国现在的礼或者道，都已经无法作证，和夏礼、殷礼相去甚远了。虽如此，孔夫子有两个意外收获，得到了两本书籍《夏时》和《坤乾》（注意不是“乾坤”）。
“不足征也”的“征”字，有人注释为“作证”，也有人解释为“成也”，后者意指孔子到了杞国和宋国，游说两个国君恢复夏礼和殷礼，但两国都太弱小，无法实现。就后者而言，孔子的调研不是“把调研报告等同于调研成果”，而是注重实效，希望切实推动恢复古礼。
孔子调研“礼”，目的一是“言”，为了宣传古礼，尤其是恢复周礼；二是为了“征”，即验证自己的宣传是否准确，同时力促其“成”，争取有实际效果。他的调研手段，和现在差不多，重视“文”和“献（贤）”，“文”就是文件资料，“献”就是贤人——通过对他们的走访了解更多真实情况。
《论语·学而》中，有一段子禽和子贡的对话，两人讨论的问题是：孔子到了一个邦国后，是怎样准确掌握当地情况的？这段话可以看作对孔子“调研方法”的总结——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迅速准确地了解该国政治的真实情况，引发了子禽的好奇心，于是问子贡：老夫子掌握的情况，是自己调研得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给他汇报的？求之，是孔子主动；与之，是别人主动。子贡回答：孔子是靠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就是说，孔子是主动去了解情况，而不是被动“等、靠、要”。子贡之所以强调夫子的做法“异乎人之求之”者，有点褒扬老师的意思，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从政者缺乏这种务实、主动的精神。
“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把它们和调查研究联系起来。仔细想想，两者是可以契合的。温和、善良，既是调研时的态度，同时也是出发点之一，调研目的要体现积极的一面，不能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严肃、节俭，是对调研程序的要求，既要严谨、准确，也要避免给被调研方增加经济负担；谦逊既是调研过程中的态度，也是对调研结果的态度，要防止对调研对象“过度美化”、为了塑造典型而夸大其词。
这五个字的“调研方针”，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为我们今天的调研工作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人民周刊》2023年第22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