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春晓图》是一幅绢本重彩工笔画。全图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比《清明上河图》略长。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幅画创作于1517年,恰好处于明王朝的中期。
如图名所示,这张图描述的是春天的宫廷生活内容。整幅画共有113个人物,除了作为主角的嫔妃与仕女,还有宫女、儿童、画工、侍卫等形象。整个画卷,内容生动,笔触细腻,色彩绚丽,技法高超,的确是一幅好画。
但整体看下来,你可能脑子里出现一个疑问:里边这些活动,怎么一点也不像传统印象中的皇宫呢?比如画中的下棋、“斗草”等游戏,民间的老百姓也都玩;画中建筑院落的确很华丽,但我们从中却感受不到宫廷生活中那种森严的氛围;画中的人物都大多处于很闲适、轻松的状态;画里的很多女子,就跟我们身边的邻家女孩差不多,通过画中人物的装束,尊卑关系体现得并不明显;光看高大的围墙、黄瓦的屋顶,的确有皇宫的派头,但走进其中就不太对劲了,比如绿植掩映的地方,有很多精巧的太湖石,有学者据此认为:这场景取材于设计精巧的苏州园林,而苏州园林大都是江南文人的宅邸。
难道说,画家给我们画了一个“假皇宫”吗?
宫廷好比是“面皮”,“馅儿”却装满了世俗生活内容
作者的立意的确是要画“宫廷”,那为什么呈现出的结果却更像是民间生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首先从画家身上找答案。
作者仇英来头不小,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吴门四家”,在明代中期的画坛属于名气与实力兼具的“一线画家”。沈、文、唐三人皆出自江南书香门第,而仇英却不一样,他原本是一名漆工。
出身底层,让他对百姓生活有过深刻的体验,这些经历会影响画家的创作。所以,在表现宫廷生活的时候,仇英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宫廷好比是一张包子的“面皮”,里边的“馅儿”却装满了世俗生活内容。
光凭画家出身这一点,理由还不够充分,这是创作上的主观原因。除了作者自身因素,作品画什么,怎么画,还要考虑观看、使用对象,也就是“它是画给谁的”。
《汉宫春晓图》的总体画风跟《清明上河图》等世俗画的构图、画风基本一致。只不过,后者的场面更宏大,人物活动细节需要放大观看。而前者所处的“宫廷”更像是一座城市的缩小版。
沿着张择端的路子,“吴门四家”所在的江南地区,诞生了文徵明、仇英等版本的《清明上河图》。究其产生背景,跟江南地区的商业氛围密不可分。
明代中晚期的社会风气,培养出了购买艺术品的消费群体。熟悉明代历史和这段美术史的小伙伴知道,“吴门四家”虽有文人身份,但他们身处苏州,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其创作免不了要跟市场捆绑在一起。
所以,这幅画里的“宫廷生活”内容很接地气,既有个人主观原因——作者出身底层,熟悉这些内容;更有现实经济原因——为了满足观众和市场的现实诉求。
作者身处明朝,为什么不创作“明宫春晓”呢?
画作取名“汉宫春晓”,顾名思义这是要描绘汉代宫廷生活。如果你了解汉代的相关知识,很容易看出:画里人物的服饰、发型、配饰等等,跟汉朝几乎没有关系。图中仕女兼具唐朝风韵和明代特色。比如,背子、合领和对襟,是明朝服饰的典型样式;发冠、珍珠等华丽的装饰是唐宋时期常见的发髻饰品。
但是作者身处明朝,那为什么不创作“明宫春晓”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幅画一开始并没有命名。看画面中段,一位画师正在为一位宫妃画像,学者推断,这个场景让人想到了汉代宫廷中,画师毛延寿为王昭君等画像的故事。可能基于此,后人将这幅画定名为“汉宫春晓”。
但是,“汉宫”的意义,可不止于此。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也是第一个强盛持续近300年的朝代,而且在秦朝的基础上,汉朝创立或完善了许多奠基性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后来的世人进行创作时候,常常把“汉”拿出来,或表达仰慕追思,或借古喻今。
明代画家以“汉宫春晓”为题,一方面确实呈现了部分汉代内容,如毛延寿画王昭君;另一方面,“汉宫”也是拿来借用,用以表现后世和当世的内容。
画中还有一幕描绘“捣练”的内容,跟唐人张萱的《捣练图》几乎一样,而“捣练”的典故最早也出自汉代。
除了这些汉代“典故”,画的主体内容还是明朝人的日常,具体来说,反映了明朝富庶的江南地区,兼有文人、市民生活日常与审美的画面,如其中的琴棋书画、博古、太湖石等内容。
除此之外,画中出现了不同时期的文房雅器,如画面中段房间陈设的众多器物,就有唐代温酒壶、宋代汝窑青瓷瓶、明代永乐宣德红釉瓷器等。
综上所述,这张作品是一张借用汉代典故,描绘后世生活内容的绘画。它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文人、市民、藏家的需求,所创作的一幅既融合了宫廷仕女人物画和世俗画,又融合了文人画和宫廷画特征的“复合型”作品。
《汉宫春晓图》代表了明代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仇英完成《汉宫春晓图》之后,许多画家以此作为蓝本,进行了学习与二次创作。例如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冷枚等都创作了《仿仇英汉宫春晓图》。
《汉宫春晓图》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中,它是榜单中唯一的明代绘画。一定程度上,放在中国美术历史长河中,它堪称明代绘画成就的“代言者”。
这幅画的属性非常多元,堪称绘画里的“小百科全书”:从用色、技法看,它是重彩工笔画;从颜料看,它兼用岩彩、植物颜料和水墨,集中国画的主要颜料于一身;从绘画工具看,它使用了界尺描绘建筑,又是一张典型的“界画”;从内容看,这幅作品可以被视为一幅仕女画,属于人物画里的一类,但同时又有风俗画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仕女画,通过实物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出土于长沙地区的《人物龙凤图》,里边的女性是带有神性的“女巫”,她在画中角色是帮助墓主完成“飞升”的桥梁,被描绘得充满神性和仙气。
魏晋南北朝的仕女画以《女史箴图》为代表,她们被描绘为端庄的模样,用来传递“女德”等伦理。
唐朝绘画中的仕女,以体态丰盈、穿着华丽为特征;到了宋代,绘画中的仕女以纤细柔美为主。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则代表了明代时期仕女画的最高水平。画中的仕女面型圆润,下巴精巧,五官匀称,眉毛细长而各有神态。设色上,画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就有的“三白法”,用白色分染额头、鼻子、下巴,用来表现高低凹凸的立体效果。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体现在艺术领域:集大成的作品不少,但突破和创新远不如此前。在总体平淡、四平八稳的明清画坛,仇英和他的《汉宫春晓图》是可圈可点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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