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开了两次

按照以往编选散文集的惯例，我把本书的篇章做了分辑。分着分着就觉得，其实是不大好分的。每一篇都如同一棵小树，树与树之间虽然有行距，俨然独立。但树与树之间，于地面之上枝叶相拂，于地面之下根须相系，着实是难剥难离。

比如“土地上”这一辑里，《土味儿》《蹲苗》等，貌似都是与土地相关，可土地是那么辽阔丰饶，简直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寓言。在“我是一片瓦”这一辑里，瓦，扇子，指甲草，爆米花，等等，虽然也都像是在写物与事，可物与事中怎么会没有人呢？还有“在月光下奔跑”这一辑，固然是在写亲人，而我的亲人们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与乡村密不可分的物与事中。

比如棉田。我刚开始学习小说写作时，就在一个短篇里写到过。前些年我还写过一个童话，写小女孩朵朵在旷野中寻觅自己的智慧之星，夜宿在了棉田里。在准备这部书稿时，我又打捞出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在棉田里睡着了，母亲来棉田里找我，找到后我们母女边聊天边走回家去。这情形如此寻常，但40多年后的今天，我再度想起，方才读懂了母亲彼时过山车般的心境：她呼唤我时的惊慌恐惧，看到我时的愤怒叱骂，回家路上的家常闲谈，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母亲的爱。那时幼小的我，怎么可能懂呢？而多年后，在写下《海一样的棉田里，我像只船》的这一刻，我开始懂了的时候，顿时觉得那天的暮色震耳欲聋。

还有奶奶。我写得最多的亲人就是奶奶。她仿佛是一本怎么读也读不完的书。《我是一片瓦》里有她，《扇子的事》里有她……任我的年少岁月翻了多少个筋斗云，也翻不出来她的手掌心。那么厚实广袤的手掌心，我怀疑自己原本也不想翻出去。

“我们小时候”，这丛书的名字起得好。想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我们小时候”，其间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若有相同，就让经验拥抱。若有不同，或可参差对照——好像用不着这个“若”，相同和不同都一定有。不同之处多在表象，相同之处多在内里。做此判断的依据很简单：都曾经是孩子，都曾有童年。据说花朵们刚发芽时样貌最相近，我们的童年可不就是人生的花朵刚刚发芽时？

说到花，我常会想到《朝花夕拾》这个美妙的书名。每每读到鲁迅先生为《朝花夕拾》写的序，我都觉得很会心：“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我也愿意被这样的记忆哄骗一生。清晨时开的花于黄昏时去拾起，正如那些阔别已久的往事，因为难以忘怀，便在过去多年后，让它们在回望、回顾和回想中徐徐回归， 让它们在字里行间被赋形，被重新检视，被呈现笔端，和现在的自己久别重逢。

当然，此花已不同于彼花。写作让一朵花开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当年，第二次是在当下。在历久弥香的气息中，我一瓣瓣描绘出心中花朵的模样。而于纸上绽放的花比开在枝上的花有着更长久的芬芳，且一旦落到了纸上，花就再也不败。

所以，写作真就是朝花夕拾，真就是这样一件迷人的事啊。

（作者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此文为《太阳落在了哪座山》一书后记，本版有删节。）

 

《人民日报》（2025年08月22日 第 20 版）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