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厚德载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源于《周易》的“厚德载物”，体现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兼容精神和广阔胸怀，鲜明地刻画了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厚德载物，是一种君子境界、大道规律、撼世力量，犹如鹰击苍穹、志翔九天，也犹如竹笋生长、沉潜积蓄；厚德载物，是修己安人、德智双彰；是诚敬乐道、守志持礼；是高风亮节、宁静致远；是中正谦俭、温润如玉；是执守正道、协和万邦。追寻厚德载物之境界，浑厚华滋、辽广开阔、苍润温良、厚重深沉，既载于《尚书》《周易》《论语》《孝经》《周礼》等重要经典中，又在近现代无数为大家舍小家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散发光芒，还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为人传唱追慕。

一、厚德载物的历史渊源和思想精要

考察厚德载物之道，需溯源至《周易》。在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的记载中，以天地、阴阳为基本规律之道，《周易》认为自然与生活中无处不有普遍的、相对的矛盾，亦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厚德载物。

何为厚德载物？《周易》“象辞”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第一卦“乾”卦，谓：“乾为天，乾上乾下。”第二卦“坤”卦，称：“坤为地，坤上坤下。”《周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保合太和”，是基于乾道变化的各正性命之观察与认识。“乾”，象征天；“坤”，指称地。“乾天”“坤地”，乃厚德载物思想之发源与呈现。“乾天”，三画卦、三阳爻，象征天道由阳气积聚形成物象，在运行中广大深远、变化莫测、周而复始、刚健不息。乾道覆盖天下万物，因而乾卦六爻皆阳爻，纯阳而刚健。以此乾卦观人文，君子行世适得其所，无论或“潜”或“惕”、或“见”或“亢”、或“飞”或“跃”，都刚健向上、变化不息。“乾天”之卦德，因而元亨利贞，是开始、是阔大、是宏远、是亨通、是贞正、是坚固。“坤地”，六爻，皆阴爻，应承地道，以阴气凝结而成，绵延伸展、无际无边，负载万物、至大广厚。坤卦，由此纯阴而最为柔顺。以此坤卦观人文，无论西南东北，朋类亲属，以至为柔顺德性的待之、信之、处之，因而元亨贞吉、元亨大通。《序卦传》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周易》之道，负载“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文化职责与思想使命。其之开阔崇高，与治理的厚载承负相关系、与思想的动静相宜互联通。周人效法天道和地道运行之“乾天”“坤地”，就好比龙在天上游走、马在地上奔驰，柔顺而能健行，所以“君子有攸往”，既能守柔居后、增厚美德，又能行健不息、容载万物。

如何厚德载物？“乾天”“坤地”既然为厚德载物，道之“大”，也在于厚德载物。道是“乾天”“坤地”的变化与演绎的内核，也是人文发展与生生不息所在——人法天之道、法地之道，而为人之道。一方面，“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一方面，有德君子，行天地乾坤之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道德经》七十三章）所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荀子·王制》）君子之行、王者之政，厚德载物，乃依自然之天、达于天道。达于天道的道，使人复归到道的自身、本然，呈现纯厚质朴的精神境界。将人世间的“文”与“化”关联、关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更关乎培育阔大胸襟与浩然格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以文教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此，厚德载物之“道”，也是“德”。这种“德”是一种大德，是对大道的追求。“道”与“德”合而为一，发于心形于外。德之以“厚”载之，乃在于文化流衍、文明传承中，弘扬仁义信诚、宽敬惠让、时中执正、修学执礼等思想主张并身体力行、有为于世。历史上，以屈原、董仲舒、司马迁、韩愈、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文天祥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始终不懈地上下求索，求古仁人之心，潜心修炼，德才兼备，潜移默化，骥行千里。这使自上古以来、自儒家以来的“仁者无敌”的王道政治，真正植根于中国传统，直到中国近代，仍然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孙中山等前辈，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发展厚德载物的哲学理念、学说体系，不仅传承道德理想和人道情怀，而且融入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的近代思想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厚德载物进行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文化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中国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品质与特性，还是儒家思想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与追求，都展示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于厚德载物之理想信念的追求与传承。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厚德载物的契合性

厚德之厚体现在大度容人，更体现在“大其心，容天下之物”。“坦焉无所芥蒂”意味着秉持公心正道，去除私心杂念，看淡个人得失，以一片至诚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作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业绩。这一方面对个人提出道德层面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求官员秉持“公心”，作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业绩。抽象地说，只有一个国家的本质是“厚德”的，性质是为了人民的，其所聘任的官员、干部等社会治理人员才会有符合国家性质的“初心”“公心”。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念，内在契合。

第一，马克思主义寻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心，与厚德载物要求整个社会秉持“公心”相契合，都要求更高的社会包容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导致官员“私心”泛滥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无论在技术层面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根除官僚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要建立真正的平等自由，以为整个“受苦难人类的代表”，而非仅仅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厚德载物的诠释，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容度更高的社会，和培养包容他人的人。厚德载物是修身做人的根本遵循，是道在内心中的持续践行。反求诸己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也是圣贤君子对心性修养和道德准则的行动实践。

第二，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史观，与厚德载物要求敬德保民相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杰出人物对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助推作用，但杰出人物不能谱写整个历史，整体的历史需要人民群众去创造。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单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创造他们的“小历史”，但推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靠的不是个体的力量而是全部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心愿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通泰，乃在于遵循天道而行人道，以厚德履世、敬德保民思想相契合。敬德保民强调“以德配天”，必然要求统治者既要安定社稷，更要安定百姓。“敬德”的根本是“保民”，不仅要保护百姓，还要对所有民众一视同仁。

第三，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管理者的要求，与厚德载物对中国古代官员的要求内在契合，都突出对心怀“大家”的追求，具体而言，都强调了廉政。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人民管理者”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列宁强调，“要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对于“廉”的要求，最初指官员应具有品德之一，也是厚德载物中“厚德”对统治者及封建士人的精神要求。“廉”作为官员必备的一种品质纳入考察考核。“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在此是坚持原则的意思。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自律理论构成廉政制度的基础，也决定中国廉政建设以自律为主、“内圣外王”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在自律的经验、规律和方法方面，形成了缜密严谨的学说体系，提出了一整套倡廉贬贪的道德规范。

第四，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终极关怀与厚德载物追求的天下为公相契合。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切的最终目标，“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主义、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人自由而平等的“大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道德要求，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不谋而合。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厚德载物的传承与发展

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肯定别人的主体性，这是对厚德载物的现代性发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厚德载物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品性，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愈益散发出时代性光辉。

第一，反求诸己：坚持伟大自我革命。厚德载物表现为“宽以待人、反求诸己”。中国共产党始终要求党员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这既是出于党员干部担责履职的考虑，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之德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任务的考虑。土地革命、武装起义、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整党等，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集中全面整顿，通过纠正各种不良作风和现象，进而实现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坚持“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第二，民为邦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厚德载物的追求，表现为矢志不渝地秉持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邓小平同志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江泽民同志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之一。胡锦涛同志指出：“群众立场是决定我们党的性质的根本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思想实践探索的结晶。

第三，天下为公：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从提出的第一天起，就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们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与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深刻阐明了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四，明德弘道：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对“德”的推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对于统治者，往圣先贤主张“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求“为政以德”和“导之以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重视道德、崇尚修德的民族，历来强调“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厚德载物、为政以德，不仅明确指出施行德治对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还强调为政者要发挥好道德引领作用。为政者的操守和品行如何，关乎民心向背，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国家兴衰存亡。从“三大作风”“三个务必”的严明要求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百余年来，立党兴党强党的卓越历史伟业，为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品德修养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括提炼和传承发展，也为推进“两个结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

第五，协和万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和”的崇尚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厚德载物之道。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领域对厚德载物的传承与发展，彰显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和为人类作贡献的世界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推动人类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