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骨子里的“繁森”烙印

口述人：崔建勇，曾任孔繁森在拉萨工作期间的通信员、警卫员

 

在我的心里，孔书记就像亲人一样。20多年来，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拉萨烈士陵园看望他。他的墓前，总是摆满了爱戴他的人们敬献的花圈。纯洁的花朵、肃穆的挽联，诉说着人们对他无尽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每一次和他隔空对话，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敬爱的孔繁森书记，你仿佛从未离开。

如父如兄 人生向导

1989年3月，我参军后，来到西藏。1991年，孔书记把我选到他身边担任通信员、警卫员。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受益。

在他的帮助之下，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系统提升。孔书记很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工作繁忙，他要求我每天看了新闻联播记下来，等到晚上再读给他听。为此，我抄写了满满十几个记事本的新闻内容。当时，我年纪小，文化素质也不高，不理解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后来我回到公安系统工作，发现自己做笔录速度非常快，才认识到我在无形中已经掌握了快速记录的能力，也明白了孔书记栽培我的良苦用心。后来，我逐步走上领导岗位，更是感到当年抄写新闻带来的思考与沉淀让我对党的大政方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外，孔书记还教我：一是要经常给亲朋好友写信，二是坚持每天写日记，三是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四是要经常总结工作经验。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经验好像一盘散沙，理论好似一个盆子，用理论把经验总结出来，使之条理化，就像用盆子把散沙装起来，既好拿又好用。”遵照孔书记的教导，我坚持锻炼写作能力、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至今，我手写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已有100多本，书信200多封，并攻读了在职研究生。

在他的言传身教中，我锻炼了生活技能，积累了生活智慧。最开始，我连饭都不会做，他手把手教我烹饪。有一次我见他忙，就想用他教我的厨艺“露一手”。孔书记说：“咱两个人吃饭，不用太复杂，做点米饭，炒个土豆丝，炒个青椒，实在不行，青椒土豆丝也可以。”我手忙脚乱，结果米饭煳了，菜也烧焦了。吃饭时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这个味道还可以，挺香。”我说：“哈哈，是烧煳的香味吧？”“这没什么，从目前来讲，你敢于想，敢于创新，青椒土豆丝就是一个创新。你从不会做饭到现在自己开始下厨做饭，而且今天还能炒几个菜，这就是进步了，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他说话风趣、幽默、有智慧，这种教育方式让身边人很容易接受，我很佩服他。孔书记有一台爱不释手的相机，他还手把手教我照相：怎么抓拍，选什么方位，用什么光……后来我把照片拿去投稿，还拿了奖。只要他自己会的，他就想把我们都教会。

遇到这么好的领导是我们的幸福，他教我的东西是书本上学不来的，他有很多精神是学不完、用不完的。

爱民如子 扶危济贫

他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一有空就带着我们去敬老院考察，把药箱一背即刻出发。他经常“突然袭击”，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四不两直”的工作方法，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他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时刻挂在心上，为了他们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

1992年，我们在下乡途中遇到紧急情况，有位老人因为浓痰堵住喉咙，非常痛苦，眼看就要窒息，在场的人都惊慌失措。孔书记看到以后马上打开药箱，拿出听诊器悉心为老人听诊，经询问，确定老人窒息的原因是异物卡喉。他拍老人的后背，痰怎么也拍不出来，眼看老人危在旦夕，他立刻取下听诊器软管，插在老人喉咙里，一口一口吸出带着血丝的浓痰，老人当即转危为安。在场的人纷纷鼓掌，给他竖起大拇指，说他像活菩萨一样。回来后，我问他：“你不怕被传染吗？”孔书记说：“那时候还能考虑这么多吗？我学过医学，虽然没那么精通，但是我懂这个，就是一口痰的问题，一口痰能把人卡死，一口痰也能救一条命。”那个被他救下的老人，后来又活了10多年。

还有一次，我陪他下乡考察。他发现敬老院里的老人生活条件比较差，没有保暖的衣服，非常心疼，就把自己的棉衣、毛衣都脱下来送给这些老人了。我很不理解：“你把自己的衣服都送人了，你穿啥？”他说：“看到这些老人就想起自己家的老人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看到老人受冻，就考虑到自己的老人在家是不是也会这样，所以把棉衣、毛衣都脱给他们。”他的话让我非常感动。

抚育孤儿 视若亲人

1992年夏天，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发生地震，孔书记到灾区慰问时，在倒塌的房屋前，发现两个孩子曲印、贡桑，他们衣衫褴褛，身上脏兮兮的。得知他们的父母早已去世，无依无靠，而政府救济条件又极为有限的情况后，孔书记潸然泪下，决定把他们带到拉萨由自己来抚养。在曲印、贡桑震后安置的学校，他还收养了同为孤儿的曲尼。

回到拉萨，孔书记带着他们买衣服，安排他们上学，尽力给他们最好的照顾。曲尼当时有10多岁，曲印七八岁，贡桑五六岁。曲尼生活能力尚可，曲印和贡桑还不太会照顾自己。我们先给两个小孩子洗澡、洗衣服，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换上新衣服。后来我问他：“你图啥呀？”他说：“想家。我也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刚好那也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看见他们我心里就踏实。”他把西藏的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把西藏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受到他的精神鼓舞，我也愿意和他同心协力把孩子们照顾好。

孔书记节俭至极，自己连一床毛毯都没有，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然而，为了照顾好孩子们，他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给他们买新衣服、新书。只要周末有时间，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逛拉萨的文化宫、八廓街等风景名胜。

在教育方面，孔书记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几乎是半军事化管理，要求他们每天洗脚、定点休息。生活方面，孔书记对孩子们很疼爱，给他们洗衣服、剪指甲。孩子们小时候会尿床，孔书记就把孩子的内衣换洗好，把撤下来的湿褥子用火烤干。每次我把孩子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拿过去洗时，他都坚持自己洗，我拿过来，他又拿回去，还是他一个人去洗。他对我说：“你还年轻，要多看书学习，你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对社会有用的人。”

1993年，孔书记到阿里任地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看他实在太辛苦，便主动收养了曲尼。孔书记坚持不让曲印、贡桑两兄妹分开，就把他们带去了阿里。由于两个孩子太小，不适应阿里的气候和环境，经常生病，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一年后，孔书记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回拉萨，委托我来照顾。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困难向组织提要求，却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第一次向组织开口，希望把我从林周县公安局调到拉萨。

他到新疆考察的时候，还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你放心，孩子们现在很懂事，会洗袜子、洗碗、扫地、擦桌子。曲印考了94分，贡桑考了78分，都进步了。”他很高兴，说：“孩子就是要干点家务，把学习搞上去。我在新疆再忙一段时间，等12月初就回来。”这是我和孔书记通的最后一次电话。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头一蒙，眼前一片空白，几近晕倒。我一着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子上的玻璃都裂了。两个孩子听到声响跑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愣在那里。我喃喃地说：“爷爷没了，在新疆出事了。”两个孩子也傻了，看着我，都哭了起来。

后来曲印和贡桑学习都很努力，长大后很有出息，也有了美满的家庭。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曾一起去聊城看望庆芝阿姨。这么多年，孔书记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不管在哪个单位，无论干什么工作，我们都想办法创先争优。这是他留在我们骨子里的烙印，永远都不会变。

（本文节选自《我心中的孔繁森——口述孔繁森采访实录·拉萨编》）

 

（《人民周刊》2025年第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