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弦歌

1943年春，在四川嘉陵江东畔，一个叫柏溪的幽静而寂寞的小山村里，我的父亲赵瑞蕻开始了和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Stendhal，今译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漫长的对话。

 

 

说漫长，这一点不过分。其源头，应该从父亲上中学时说起。

在《红与黑》译者序里，他回忆道：“我第一次晓得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乡温州，一个美丽的山水之乡。那时候，我有一个相知的老师，他很喜欢这部小说，时常跟我谈论它。”在“瓯江上的晚照，烟霞中的归舟”的景致中，老师说：“唉，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叫作于连，很漂亮，可是心里挺厉害谁知道呢？哎，‘红’指的是什么？‘黑’的呢？……”

这个只教了一年书就离开的夏翼天先生，抗战期间和父亲只见过一两面，父亲说，就在他的译作《红与黑》问世的前一年，后来他去了英国，音讯全无。

父亲第一次见到《红与黑》原版书，是在青岛。在一张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卡片上，他发现了令他神往的书名。“惆怅揉着喜悦，眼尖尖地望着它从一位笑容可掬的女馆员的手中落入我的手中。于是我开始落入一个新的奇异的世界！”多少个早晨，父亲独自倚坐着，随于连沉思：Ici les hommes ne sauraient me faire de mal（在这儿，世人不会为害于我了）。

1937年，父亲和同学们辗转到了香港。在一家安南人开的书铺里，“靠窗口，满是尘埃和蜘蛛网的书架上，在薄暮的幽暗里，仿佛明耀的星球似的——闪出了LE ROUGE ET LE NOIR——米黄色的外衣，精装烫金，白道林纸印的上下二巨册，三十二开本”，欲购无力，只得作罢。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遭受外敌侵犯、国破家亡的年代。父亲和大批爱国青年学生毅然告别故里亲人，冒着战争的硝烟，辗转数千里进入云贵高原求学。这就是后来被世界公认为治学奇迹、精英荟萃的西南联合大学。父亲在高中二年级就开始翻译东西了，比如狄更斯的《星的梦》，蒙德的《失去了的星星》是他17岁的处女译作。这是受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大家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外文学融会贯通。最初，父亲使用英文，到了西南联大，他在吴达元先生的教授下学习了三年法文。吴先生教学以严厉闻名，曾有一女生被叫起念课文时都吓得发抖了，作为同桌的父亲悄悄给她打气。但是严师出高徒，给父亲打下即使到了80岁高龄，还能给在巴黎的女儿写法文信的坚实底子。

1940年夏，父亲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他先留在昆明英专等校教书，第二年冬天赴重庆和我母亲及初生的姐姐团聚。一天，在父亲任教的南开中学，他偶遇西南联大老师柳无忌先生，得知中央大学分校急需教员，柳先生当即把他推荐给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范先生不拘一格选贤纳才，不满27岁的父亲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坛。

分校设在柏溪。56年后，父亲写下《梦回柏溪》。我惊诧他如此好记性，能将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春往事娓娓道来。文章细腻而充满深情，在他的描述下，我仿佛也来到了嘉陵江上的渡口，眼前有只篷船和流汗的纤夫。那时江水还是碧蓝的，穿着棉袍的父亲，夹着书籍和简陋的铺盖卷兴冲冲赶去报到。他乘船沿江北上，约20里路程，靠岸后，再踏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进山，那路的尽头便是学校了。父亲住在地势最高的教师第五宿舍，可以远眺江上风帆和隔岸山色，附近是幽径、竹林，三月里油菜花香四溢。国难中竟有这样宁静的治学环境，虽艰苦也觉欣慰。父亲一待就是四年。今天，若不是有幸读到父亲生前写的回忆，我哪里能懂得，贯穿他一生的抗战情结竟如此激昂，他们这代人的学问精深丰厚又来自何方？

柏溪成了父亲实现第一个文学梦想的摇篮。教学之余，他辛勤酿制的一枚枚硕果，有散文，有诗歌，也有翻译。我这个在柏溪孕育的孩子，尚在母亲的腹中，《红与黑》第一个中译本问世了。1944年，永载世界文学史的一句献词“献给幸福的少数人”第一次在中国传播。

长达32页的译后序的结尾处，父亲写道：

“在我总算偿还了一桩心事，做完一场辽遥的红黑色的幻梦！又仿佛一个纤夫，把这只满载我十年悲欢的‘醉舟’（Bateau ivre），沿着记忆的江岸，拉回那碧澄澄的海了。——嗳，好累！——J’ai gagné une bataille，——J’ai donc gagné une bataille。”

1949年，父亲在这本用土纸印制的165页（第一分册）、定价100元的黑色硬皮封面后的空白页，贴上了一张黄色字条，写下一段话。第一行应该是标题：“《红与黑》汉语出版本”，下文为：

1942年秋，我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时，在嘉陵江边寂静的柏溪住下，便立意把这部名著介绍给读者，动手翻译。后因人事倥偬，延至1943年冬方完成此书上卷初稿。翌年十月，由作家书屋印行第一合册，即此书也。

1949年早春阿虹于南京

下端盖了一枚灰色圆形的印章，外圈为“抗战胜利纪念 东川柏溪”，内圈为“卅四年九月三日”。扉页上贴有赵瑞蕻藏书票，左上角还有译者自存本的字条。当年的版权页上没有二维码，除了作者、译者、编者外，印了一行小字——“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初版（渝）”。还有作家书屋抗战时期在成都、重庆、沙坪坝的书店地点。沙坪坝，正是后来母亲生我的地方。

《红与黑》第一个中译本寄给了父亲的恩师吴达元先生，先生很快回复：“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

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红与黑》沪版在上海中正中路610号作家书屋出版。此版书页增厚，封面改为绛红底醒目的黑字书名，左下角用繁体字写着：“法 斯丹达尔著 赵瑞蕻译”。在我记事后，这本来之不易的样书上，已附有父亲亲笔写下的“海内孤本”四个大字，它已成了我们全家的文物，长年用白报纸裹着，静静地安放在父亲的“专柜”里，即使我想读读译后记，都会因它脆损不堪，不敢触碰而忐忑。

 

 

很多年之后，我才陆续了解这版《红与黑》背后的是非曲直。抗战胜利，出版界又活跃起来。当年，巴金的平明出版社也决定出版父亲的译本，父亲本来也答应了，可偏偏作家书屋的姚蓬子以先付稿费的“优惠”条件，要继续出版父亲的译本，让急于出书的父亲做了一次“背信弃义”的事。巴金听说了非常遗憾地说，我都为他发了广告了啊。

读者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样具有意义的《红与黑》第一个中译本，一直没能再版，几乎被湮没，至少在读者心中。在新华书店的世界名著柜架上，译者易人，父亲未能如愿排在新中国这本名著译者的行列中。赵瑞蕻三个字，从此在《红与黑》的各种新版中译本封面上消失了。据母亲回忆，父亲曾收到过一封署名“罗玉君”的信。信中的大意是，她是学习法国文学的，正在翻译《红与黑》，希望我父亲让给她来翻译。父亲听到对方也喜欢《红与黑》，不但欣然同意罗女士的请求，回信中还慷慨地将自己的译稿全部赠送，这其中有没有他已经译完但尚未出版的部分，我已无从了解了。但我知道，当罗玉君的译本出版，父亲读了以后心中却有难言的隐痛，可惜没能亲耳听到父亲讲这些了。

不管怎样，于连的名字溶入了我们姐弟的幸福童年，伴随着我们长大。现在回忆，甚至连世界名著的概念好像也是从这本书开始，走进我年幼的心灵。可是我那时哪能读懂主人公于连啊？上世纪50年代旅居德国莱比锡时，在苏军俱乐部，我第一次见到《红与黑》搬上银幕。饰演于连的是当红的电影明星，他和德瑞纳夫人相拥的剧照印在考究的说明书上。

但是，没有哪种改编会像原著那样，以纯正地道的法兰西语言，将这个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外省小城维里埃尔的伤痛故事娓娓道来，那么动人，那么耐人寻味，有一种亲近之感。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是，能将这优美的文字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

许多年之后，我才懂得父亲的心事。首先他一向主张一本世界名著从来是，也应该是拥有几个甚至多个译本的。只有经过不只一人的翻译，原著精神才能得以传扬。他极为认真地阅读别人的译本，写下了大量的心得眉批。但翻译毕竟不等于创作，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忠实原著。父亲多次呼吁并著文写信表达主张，包括和许渊冲先生的学术分歧，他总是持有谦和研究的态度，尊重同行，孜孜不倦。

父亲从不认为自己的译本完美，他并不满意自己年轻时的译本，他要重翻《红与黑》，这个愿望从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开始了。在许钧回忆的文字中，他说赵瑞蕻是《红与黑》的第一位中文译者，1944年把这本书引入中文世界。父亲在和他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他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赵瑞蕻去世，女儿赵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整理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那摞《红与黑》译稿，可里面只有前10章，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翻译家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瞑目。”

然而，此时的父亲已步入老境。他是要干一件与年龄不相符的事，白内障又使他本来十分近视的眼睛看东西更加吃力。查字典他要靠双倍放大镜，时间久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一片模糊。1995年，父亲手术后，来信兴奋地说他已大放光明，信心百倍地表示，可以完成夙愿了。为了达到最理想的翻译水平并超越曾经的自己，父亲阅读多年收集的几乎所有的多种语种版本。所以，他每翻一个章节，需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对比参照，进展自然十分艰难缓慢。幸好有留校研究生唐建清鼎力协助他，为他打字，完成了十章译稿，唐建清是父亲生前重译《红与黑》的见证人。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我在巴黎为父亲买书的往事。父亲一直希望有本图文并茂的原著，而巴黎市面上的《红与黑》法文版，只有文字没有插图。每一封寄自南京的家书里，父亲都要提这件事。从来视父母之命如圣旨的我，不忍心让老人失望，去过书店查找，又光顾塞纳河畔的书籍摊，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稀有收藏，吸引了很多迷恋古籍的人们。我向老板打听，他也很快明白我要找什么——斯丹达尔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是法国人的骄傲。书摊老板翻弄了半天，抱歉地说他没有带插图的《红与黑》。一次雨夜，我找到了斯丹达尔在巴黎的一处故居。它已易为一家公司，只是门口的铜牌上依然刻着大师的名字。

直到我回国前，仍不甘心空手而归，又想到下榻的艺术城附近BHV大超市再试试运气。这天，我扶梯而上径直去顶层文具书籍货架上查找，结结巴巴地对售货员介绍说：“我的父亲是位翻译家，他将《红与黑》翻成了中文。”对方的反应自然是惊叹一番，我也趁机将话题一转，向他提出为我父亲找到《红与黑》法文版的请求。他欣然答应并领我到一个书架前，不费几秒钟，一本装帧新颖的书递到我手中。却只有文字没有插图，空欢喜一场。在这满目琳琅、四处散发书香的大厅，我茫然不知希望在哪里，但心里还是不甘。最后，我走到东北角，这里立着一大排书架，发现架上是一套十分完整的世界名人丛书，足有上百本，都配有大量的珍贵照片和精美图画，简直就是一本本小画册。原来这是为中学生编著的。我贪婪地查阅，甚至干脆席地而坐，慢慢享受。不出我所料，一批文学艺术大师行列中，斯丹达尔的名字终于跃入我的视线！虽然它并不是父亲要的那种《红与黑》的单行本，虽然这本书的价格十分昂贵，但我仍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想到父亲会怎样地爱不释手，或是因兴奋而涨红了到老都那么清秀的面颊，我就开心得很。多年后，我有幸读到父亲为斯丹达尔译作《嘉斯德乐女修道院》和《法尼尼·法尼娜》所写的译者前记，也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年轻的父亲介绍说：“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他是法国东南部格雷匿布勒地方利·贝尔的名字。但是他预言他的书会在1935年为人阅读，这件事他却保守估计了！”

1998年9月18日，我陪父亲出席了江苏译林出版社主办的戈宝权翻译文学奖颁奖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做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深刻的发言。他特别向获奖的女性译者祝贺，他说：“翻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40亿人，3000多种语言，我们的工作要永远做下去。”9月20日晚上，父亲设便宴为即将赴法工作的研究生唐建清饯行。席间，他感慨岁月如梭，45年前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为即将赴德国任教的他饯行。如今他头发白了，风烛残年。他还告诉在座的各位，他刚完成了一本文学回忆录，一个晚秋的金色夙愿！

16年过去了。2014年，父亲的另一个研究生黄乔生，推荐河南海燕出版社张胜来找我，策划出版父亲译著的事。后来又约了他的同学范东兴、唐建清一起来京，到我家一起商量。那天我将陆续从南京运来的父亲遗稿摊了一地，令大家兴奋不已。事先我还特地找出父亲和几位研究生的通信原件分送给他们。这些信件，现在读来，更觉珍贵、感动、感慨！

父亲是1983年开始单独招收第一届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其中唐建清毕业留校。他没有辜负导师的培养，毕业后，父亲给黄乔生的一封信里夸奖说：“建清很努力，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当代西方文学的报道论述，文章很不错。”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唐建清已译著等身，却甘当幕后支持，正是他竭力推举师哥范东兴担任与我父亲这本译著再版的合译者，在名利膨胀的世风中，还有这样的让贤品格和同学情，令我和母亲非常慨叹和感动。在范东兴早年给父亲的一封信里还提到，“能听到建清的消息很高兴。系里外国文学教学他一直在讲台上，而且做事认真，对学生负责，是很优秀的教师。且同学中只有建清留在先生身边，有时照顾先生和师母的重任，是他为我们代劳，我和同学们会感激他的”。

1989年12月1日，到法国不久的范东兴写信给父亲：“先生想买斯丹达尔小词典，我在巴黎和AiX书店都找过，没见到，书店的人也说，好像从未出版过，只偶遇雨果小词典。我在学校的图书馆也查过目录，没有。日后还要留心，见到一定为先生买回。”

1991年11月6日，范东兴写道：“名著有佳译，且译本愈多，读者经过甄别，自会分出轩轾。上乘佳译，定能流传久远，这是中外译界由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我衷心希望先生能实现这个夙愿，完成这项由您开始，经过几十年以后，再由您来结束的这项伟大的工程……”正是在这封信里，范东兴提到他买到了两本书，意大利文版《红与黑》与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而父亲收到这两本期待已久的书给范东兴回信说，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久久地闻着书香”。

1992年7月6日，范东兴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说，“瑞蕻师：您好！有半年多没有给您写信了，十分想念您和杨先生。不知您的身体是否安康，计划进行的《红与黑》进展是否顺利，我衷心祝愿您能早日完成它，使这部著名的作品能有一部和它珠联璧合的新译本。”这封信里还提到父亲托他找西班牙文本的事，他告诉老师“巴黎的几家西文书店都没有，也没有订购业务，看来这与文艺复兴之源的意大利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尽管西班牙也对法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曾提供过不能小视的异国情调……诚如您以前来信所说，单您手中的那些《红与黑》译文版本就可以写些关于这部著作的翻译文章”。

1995年8月12日，范东兴在收到父亲的几篇文章后，回信说：“知道国内关于翻译《红与黑》的译论很是热闹。我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参与讨论，二来没有译作经验，故不敢贸然说话。但我认为这类探讨是有益于文学翻译事业的。就《红与黑》本身而言，先生是有发言权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您不仅是《红与黑》第一位中译者，也是这次全国性讨论的‘一家’之言。希望这样的讨论能促进译界文学事业的发展。”

1996年12月15日，父亲给黄乔生的信里透露，“我开始撰写‘文学回忆录’，其他的事暂时搁一下，比如《红与黑》新译本……其中有一节是《我的十二个研究生》，要说你和其他十一位，你该知道我会写些什么……在语言文字方面，在立意上，你有独到之处，没话说的。离21世纪只有三个年头了，让我们共同迈进2000年，迎接新时代的光芒和风浪！”硕士论文研究鲁迅与比较文学的黄乔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早已是博物馆的主要领导、鲁迅研究专家，译著颇丰。

以上之所以谈了这么多，是想说父亲和他的学生之间，有浓浓的师生情谊，《红与黑》能完成再版，是两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次再版工作的具体分工是：唐建清先期作了无名英雄，全部输入整理了父亲的译稿；范东兴补译了后四十二章和全书章节题词；黄乔生写了导读。为了使译本更精彩，也为了完成老师的夙愿，范东兴又从巴黎选购了原版精美插图，使得新版《红与黑》锦上添花。

2020年春夏之交，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在北京疫情突如其来反弹的情况下，范存忠先生的弟子、译林出版社原社长顾爱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线上视频会议，专门讨论《红与黑》的出版。与会者有译林出版社总编袁楠、责编唐洋洋、编辑姚焱等人，以及父亲的学生范东兴、唐建清和我本人。在顾爱彬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唐建清。他介绍了我父亲当年重译《红与黑》的情况，解释了完成先生夙愿的意义。作为女儿，我讲述了父亲和这本名著的情缘、出版的曲折，以及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因为都是出于真实感受，我和唐建清的发言比较动情。在此之前，范东兴已经把他翻译的部分章节送交编辑部审议过，所以他在视频会上主要汇报了他的翻译进度，表示已经接近尾声。顾社长表示，译林在工作上多年以来得到杨苡先生译作的大力支持，此次再版赵瑞蕻先生翻译的《红与黑》，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中场休息时，译林参会的领导和主要的编辑人员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出版，总编袁楠女士当场拍板决定，译林将以纪念版形式出版新版《红与黑》。这实在是太好的消息了！当视频会议继续进行时，译林方面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父亲生前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大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父亲倘若天上有知，一定会激动万分，连声说，谢谢，谢谢！也许还会流下幸福的眼泪。

 

 

父亲离世26年了。今天重温他的青春足迹，追随他的探索之路，是一件沉重又幸福的事。我希望父亲的治学精神和理想之火永不泯灭。我发现自己年岁越大，许多方面越像父亲，连母亲都惊讶：“怎么会有如此遗传？”我也热爱文学、痴迷语言，也好伏案写作，我也常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胸前，沉思默想，我也喜欢对一篇文章、一句诗、一个词反复推敲，改来改去，没完没了。父女俩都是激动派，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兴致，总也表达不尽，好像能活300岁。更重要的是，《红与黑》所追求的光明与平等，是我们父女俩共同的梦想。

初稿写于2021年10月，修订于2025年7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红与黑》之际

（本文标题取自赵瑞蕻先生的著作《离乱弦歌忆旧游》；作者为画家、作家，赵瑞蕻次女）

 

（《人民周刊》2025年第15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