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途中读完了这本书,越读越沉浸其中,深受触动。借此机会,我想分享几点个人的思考。
首先,是关于文体与形式的创新。作者在处理类似题材时常常面临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如何展现一位年仅23岁的伟大音乐家的成长历程。诗中提到“聂耳并非天生的‘异能者’,是汗水浇绽了他非凡的才艺……当别人在公园、舞厅、美食中迷醉,只有他在音乐里徜徉,在书海游弋”。这种表达既带有现实隐喻,也体现出叙述策略上的突破。整部作品在文体上展现出明显的创新意识,语言节奏与结构安排都具有实验性,却又并未脱离叙事的本质。
其次,我想谈一谈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号角》从序曲到尾声及后记,共分为23章。不知是否为作者有意为之,这恰好与聂耳23岁的生命年岁相吻合。每一章不仅标题凝练,所精心构建的二级标题,都让整部作品显得更加层次分明,进一步拓展了叙事维度。这种形式上的巧妙安排,不仅体现出作者的用心,也赋予全书一种“数理美学”的仪式感。
第三,是音乐与叙事的融合。作者以聂耳的“音乐人生”为隐喻,将音乐变成跨时空的交流主线。这种处理既贴合历史,又具备现代意义。聂耳虽然生命短暂,却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书中不仅呈现了他个人的艺术成长,也深刻嵌入了家庭、社会与时代的影响——比如他的母亲、兄长、“兄弟乐团”以及邻居邱师傅,还有仁人志士与中外教师的启迪,这些都共同塑造了他最终走向革命与艺术融合的道路。
我们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多年,却未必了解其背后深厚的历史脉络与创作艰辛。《号角》恰恰揭示了这部作品从萌芽、酝酿到最终成型的全过程。它融合了艺术与现实、个人与集体、音乐与使命的双重线索。从清华大学的首演,到矿工、报童等真实人物的故事融入,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充沛的想象力,为我们还原出一部壮阔的革命音乐史诗。
此外,书中也对聂耳生平中的重要地点,如上海的小红楼、北平的云南会馆、日本的鹄沼海岸等,做了情感与精神上的串联。这些地理符号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今天我们缅怀与反思的媒介。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作者和编辑团队所做的努力。书中涉及的诸如聂耳少年学艺、参加学生军、投身革命、东渡日本等历史细节,以及遇难情节的情感处理,都体现出深厚的调研功底与叙事节制。整部作品不仅在意义上具有高度,在情感与美学层面也极具感染力。
《号角》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诗,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现代书写。它成功挖掘了聂耳精神中的昂扬与创造性,也反映出传统文化、革命文艺与当代价值观的自然融合。
(作者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人民周刊》2025年第17期)
(责编:张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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