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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在北京上学的高中生，母亲的老家在华北平原，至今我的外祖父母仍在那片黄土地上生活，父母则通过读书一路来到北京扎根落户，于是我有了城里人的身份，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但我经常随父母回姥爷姥姥家，回去得越多，感慨越深。
“农村娃”变身“城里人”
我的外祖父母生于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每次回老家，我都感叹敬佩他们作息规律的好习惯——晚上八九点睡觉，清晨五六点起床，起来就开始不知疲倦地忙碌，打扫庭院、照顾花菜、喂喂鸡鸭，再去地里巡查一趟。他们经历过战争、饿过肚子，当了一辈子农民，至今还保留着勤俭节约的习惯，掉在桌上的米粒一定会捡起来放嘴里，“粒粒皆辛苦”是他们世代耕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植入内心深处的理念，更是他们对食物怀有的敬畏之心。他们坚守着中国农民勤劳、坚韧的本色，在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中孕育着能量，经历风霜雨打仍坚韧如初。
我的父母生于上世纪70年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享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和众多机会。父母常说，中国的高考制度让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农家子弟“鲤鱼跃龙门”，走出农村，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他们继承了自己的父辈勤劳节俭、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坚信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生于北京奥运会那年的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建党100周年等重大历史时刻。100多年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光荣历程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在我身边，有许多像我家一样从农村走到城市的家庭，父辈大都是通过读书、参军或经商实现了生活轨迹的改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从规模上看，1949至2024年，我国有8.86亿人由农村走向了城镇，这个规模是美国总人口的2倍多；从速度上看，我国的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特别是1978至2024年的4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速超1个百分点，远高于全球同期0.42%的平均水平。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我们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
“人拉骡耕”转向“农机秀场”
我的外祖父母年轻时正值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是指令性安排。姥姥经常对我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挂在村中老槐树上的大铁钟响起“铛铛铛”的声音时，她便和其他男女老少起身到地里，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上工干活。在那个没有化肥、没有农业机械设备的年代，沤肥施肥、翻地除草全靠人工，生产队养的骡马是唯一可以替代人力的生产工具。很多农民不识字，更谈不上掌握运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了。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点粮食，姥姥起早贪黑、从不惜力，身体不舒服时也要硬扛着下地，因为舍不得那微薄的工分。即使这样，全家五口人每年分到的粮食少得可怜，再精打细算的巧妇，也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农田，逐渐实现了温饱。我的父母作为农民的儿女，下地干活是他们的必修课。爸爸经常对我说，他小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学校放麦假和秋假（农忙假），因为一放假便要跟着父母顶着烈日下地劳动，不会的农活儿样样都得学着干，农忙时能顶半个劳动力。那时候，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主要还是人力劳动的天下。爸爸无数次给我描述过，用镰刀弯腰埋头割麦，得忍受麦穗上刺挠的麦芒扎在手上胳膊上形成一片片红、在汗水浸渍下那种又痒又疼的感觉，还有在场里脱离麦子时，随着一捆捆麦子被塞进脱粒机，看到麦垛越来越小、麦秸垛越来越高，终于盼到收工时那种“解放了”的心情。
如今，我回老家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场景。即使农忙时节，田里除了农机手和机器的轰鸣，站在地头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清一色都是有点年纪的中老年人，根本没有学生的踪影。学生放假都去参加各类兴趣班或补习班，田野已经变成各类农机的秀场。无人机在农田上空“嗡嗡嗡”飞一圈，便可实现作物喷防，再也不担心大热天中暑或喷洒农药中毒；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在麦田走一遭，出来就是脱了壳的麦粒，可以直接送到收粮点出售。曾经十天半月才能干完的活，如今直接压缩成了几个小时。
我家的经历，正是我国农业生产大步前进的见证。农业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经营，生产方式由传统的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转向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品种改良、科学施肥等农业科技广泛应用，持续有效地推动了农作物增产和农产品品质提升。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1949至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倍多；粮食平均亩产增加了4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提升至500公斤，在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仍翻了一番，中国人的饭碗的确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中。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等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我国正在从农业大国昂首迈向农业强国。
“有啥要啥”到“要啥有啥”
儿时的我，最爱趴在姥爷膝头，听他讲那“远古”的故事。“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吃饭用粮票，买衣服得有布票，买煤要煤票，买食用油需油票……最盼的时刻，就是去领票证。”姥爷说，在最艰苦的时期（1959至1961年），肚子几乎从未填饱过，村里人把红薯地翻了一遍又一遍，连手指粗的红薯根都当成宝；榆钱榆叶早被摘光，连树皮都被剥下来磨成面吃。姥爷常常叹着气对我讲：“那时候啊，浮肿病常见得很。”他苦中作乐的唯一方式，就是给简单的食物起有趣的名字，管大米做的饼叫“珍珠饼子”（珍贵得很），管清水煮红薯片叫“胶皮面玻璃汤”。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主食仍是以粗粮为主，肉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人们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美其名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住的是土坯房，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内滴答小雨。出门基本靠两条腿，谁家有辆自行车，就会羡煞全村人。吃饱、穿暖、有自己的砖瓦房，家里再添置上“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是那个时代农村百姓最大的追求。那时的生活，在我看来，如同在听“天书”。
到我父母那一代，日子终于好了点。白面馒头上了桌，人们开始讲究吃饭时要搭配个炒菜。妈妈常笑着说，“现在过年没感觉了，小时候总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杀头猪，肉管饱，最爱的瓜子敞开嗑，还能穿新衣服新鞋子，她人生第一件时尚棉服只有在出门走亲戚时才舍得穿。家里盖起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买了电视、洗衣机，村里通了水泥路，骑上摩托兜个风，那感觉美滋滋的。吃好、穿美、进城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是那时农民的最大愿望。这些话让我似乎能想象妈妈的生活模样。
现在，我回到老家，超市里啥都有，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牛奶海鲜一应俱全，姥姥挖的荠菜、马齿苋等野菜，成了餐桌上的“新宠”。穿着也越来越讲究，以至于姥姥经常批评妈妈“瞅你穿的，还不如村里人”。住房建得越来越结实气派，屋里有独立卫生间、厨房，装了暖气、空调，条件越来越舒适。近些年每次回老家，都觉得停在房前屋后的小汽车又多了几辆。吃出健康、穿得舒适，户口留老家、回村有宅子，进城买套房、孩子去读书，城乡自由切换的“两栖”生活，是当下农民追求的幸福生活。
外祖父母的经历、父母的记忆和我所见到的农民生活，恍如隔世。从求温饱到求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几代人挤在土坯房到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再到现代化农村小别墅；从出门全靠两条腿到骑上自行车，再到摩托车、电动车和家用小汽车；从传递口信、书写信件到使用固定电话，再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农村生活的巨变是时代的进步，更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缩影，凝聚着前辈们几十年的矢志奋斗。每次我听到长辈们讲故事，都在想：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倍加珍惜当今的好生活，脚踏实地，接续奋斗，在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再铸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辉煌！
（作者为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学生）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
